前些天看报道，听闻中国移动早已准许用户网内携号转品牌，譬如全球通、动感地带与神州行之间互转。

在网络上检索相关讨论，网友结论是：中国移动客服代表将费尽口舌，打消你转品牌的念头。

我还是决定到营业厅看看，打算从全球通转动感地带，理由有二：全球通不能像动感地带那样申请香港一卡两号的日租，只能用近20元月租；动感地带的短信套餐比全球通实惠。

大厅导购员首先提醒我：购机赠话费未到期的用户不能申请办理转品牌，转品牌将不能享用集群服务。

好不容易等到客服代表的召唤，他查了手机号码在网状况，语气沉重地转告：

一旦从全球通转为动感，对不起，你将不能再转回来原有品牌（恐吓我？不怕，反正我也不敢全球漫游，用不起）；

你也不能在香港漫游了（什么，小子一定看了我在香港漫游的话费记录，没事，我知道动感地带在香港一卡两号的日租很实惠），很抱歉，很多用户都反馈说，从全球通转为动感地带后，他们开通服务很繁琐，经常无法在香港正常使用一卡多号，而全球通客户只要连续五个月没有欠费记录，就不需要任何保证金立刻开通国际漫游，不拨打电话也无任何费用产生（你们有对品牌转换有什么具体规定，我要看正式的书面说明，我知道很多用户反应说，客服往往用各种方式劝阻客户转品牌）；

事实上，我只是如实转告客户反馈的结果，我们之前很多类似的案例，可是公司系统还在升级中，品牌转换、计费操作还不完全成熟，我建议你有什么问题、建议可以写下来，我们将你的意见反馈给技术支持部门（好吧，我先写下来，建议全球通的香港一卡两号服务开通日租功能，月租功能19元功能费太贵了，比我漫游一两天的总话费还贵）；

我看呢，你入网在网时间已有七年多了，是全球通老客户，年底还会有优惠回馈活动；可是你如果转为其他品牌，那原有的资料全要废除，就当一个全新客户，反而不合算（好吧，我服了U，全球通优惠活动的时候，请及时通知我，拜拜）。

如下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现为国家公务员（普通职员），他热衷于在Myspace写英文blog介绍中国旅游的风土人情，也因此结识了一些外国朋友——比较遗憾的是，因为他的岗位特点，他很难申请到护照出国旅游。

他是一个愤怒青年，在今年拉萨事件和火炬传送冲突等事件中，他也是属于Anti—CNN一个阵营，所不同的是，他直接以英文书信批评美国笔友信奉的一套审视中国之"傲慢与偏见"。因为我所处的媒体关系，我也成了他教育的对象，隔三岔五就在MSN给我留言发信息，批评中国媒体从业者"天真无知"，政府应该严加管理媒体（如下他代称为"甲"）。

这是我与他惯常的一个对话模式。
——
甲：这种传言都能炒作得起来，这么大个中国，竟然没有财经记者去质疑这种传言。
所以相对于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我更不满的是新闻从业者的素质。

我：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今天与他的一则对话。
——

甲 说:
我发到你hotmail的文章——自由派媒体哪里得罪了我，收到没有？
我说:
收到了

甲 说:
你还有没有去看sasah gong 的中文博客
甲 说:
就是那个龚小夏
我说:
知道她，你是指她在天涯的blog？

甲 说:
那个在奥运前见布什，呼吁扩大美国之音影响力那个女异见人士
我说:
我知道
甲 说:
你问我对纽约客的anger youth有没有共鸣，没什么共鸣。但对龚小夏倒有些共鸣
甲 说:
她在她的博客里拼命骂美国，指出美国的缺点。
甲 说:
但她并不认为它与她宣传民主的理念相违背
甲 说:
相反有些人明知道美国媒体营养过剩，还要去掩盖。其实更加不利于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

我说:
你这样叙述太零碎了，建议你还是写在blog上

这样会有一些讨论或回应 更好
我跟外国媒体同行接触很多，也去过几个国家，对于媒体的一些弊病还是了解的

甲 说:
我不是理论家专业人士，不懂写那些东西。我只知道现在那些专业人士描绘的东西有很多实质性的错误。
看到专业人士对港股直通车燃油税的探讨这么弱智，而民主社会里能够提出理性意见的主要靠学者记者这些专业人士。中国的专业人士这种素质，还敢对中国的民主有什么期望呢

我说:
 你就推卸自己的责任啊？认为自己比媒体记者在行，你就写文章批驳他们啊，在博客，在论坛发帖

有道理，自然就有很多人转帖，讨论
现在发表观点，又不是只有媒体记者垄断

虽然他们有渠道的便利，更容易受到关注

但是人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不可以只是发牢骚

说他们弱智，政府就应该把他们关押起来，关死他们

应该惩罚他们

你把自己的角色摆在哪里呢？

甲 说:
你看美国总统选举的演讲都是很弱智的，因为它们知道大多选民都是没有耐性的，选票只能防止太坏的候选人当选，撑起美国的还是学者记者。

我说:
哎，你还是憋着一肚子气
我认为你应该开一个blog，系统地把自己的想法整理，说出来
比现在零零散散地挤牙膏更好


附录他的文章。
——————

大陆自由派媒体得罪了我什么？


听说中宣部每天都会指示媒体不应该说什么。我很想知道，去年当外汇管理局宣布要在几日之内开通港股直通车时，中宣部有没有禁止媒体提醒公众，外管局宣布的政策等于取消外汇管制，而亚洲许多国家都认为自己不够条件取消外汇管制，保留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政策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的外汇管理局这么有信心，中国可以取消外汇管制。纵观当时的大陆媒体没有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香港媒体许多文章都提到这一点。很难推测为何外汇管理局会作出这个弱智的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总决策者胡锦涛温家宝肯定会感叹为什么国内媒体及时不能指出他们手下这么明显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吴小莉的节目空洞无物，为什么朱镕基要当着世界媒体的面说喜欢她主持的节目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有独立思维能力，有国际视野的民众，中国的全盘西化需要有舆论的支持，因此他通过此方法来表示对凤凰卫视这个相对独立的媒体的支持。在国内媒体也有越来越大的言论自由空间，可惜的是绝大多数向往自由的大陆媒体都没有利用好这个空间去向民众传送全面客观的现代社会景观。他们片面地理解西方的法律制度，民主原则，经济政策，把西方民主描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让民众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许多媒体人把焦点放在负面新闻的报道上，但是又不能向民众指出解决方案，民众只能怀疑难道要推翻一个皇帝，赌一铺下一个皇帝会更好吗？那些负面新闻，民众看多几次就没有兴趣了。
 

近期代表贪官利益的新华社派系媒体连番炒作燃油税的消息。而自由媒体竟然不能识破其中的阴谋，反而助纣为孽, 附和贪官派媒体，认为什么燃油税已经熟透了，什么既得利益阶层不肯放弃利益阻挠改革。其实这些污官媒体倡导的燃油税才是为他们背后的主人在争取利益，如果不是争取利益，至少是在混绕视听，破坏中国的全盘西化进程。

 纵观当前的燃油税的讨论，那些认为已经靠谱的人，对两个问题始终说不清楚。

一是收益分配问题，收入由中央管，城际公路由中央修，那么对那里应该修公路，中央肯定是反映慢半拍，不过扩大中央贪官的寻租空间，正中下怀，难怪新华社这么热衷。如果收入归地方，那么根据什么原则来发还地方。收多少税就返还多少？那么肯定就会有些公路维护费用少的地方用其它优惠吸引别的地方的车来加油，大公司干脆用大油罐车从有优惠的地方拉回油来给自己公司车队加油。如果按汽车登记数量来返还，那么博罗肯定愿意给优惠吸引广州车来博罗上牌，这样的后果就是真正负责道路维护一方收不到应得的费用。如果按道路长度来发还，那么很多不需要公路的地方，地方政府都会争相建公路。

二是非公路用油的问题，海南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它这个省可以放弃相关行业。但作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放弃这些行业，必须考虑到退税问题。由此妨碍了非公路用油部门的运作效率不说，产生的寻租空间，贪官们早就馋涎欲滴了，新华社自然要大力鼓吹。当专家们提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是说，已经讨论了这么多年了，相信找到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媒体根本没有就此讨论过。

如果为了环保，限制大排量汽车，可以提高燃油消费税。如果把公路当成国家义务，费用由社会全体共同负担，道路使用收费与道路建设投入相分离，那么现在显然不是一个好时机，地方政府因房地产不景气正愁没收入时，中央拿去养路费收入，地方政府要向那里开刀呢？假设胡锦涛温家宝是有责任心的领导人，他们肯定手下这帮捣乱贪官与媒体头痛。但最让他们心痛的可能是，他们扶植起来的自由派媒体并没有为他们制衡这帮黑恶势力，反而一起摇旗呐喊。
 

不要把辩解为鸡与蛋的问题，新加坡学者记者受到的限制不少，但他们为自己国家辩护时，绝对能写出按西方逻辑的文章。而台湾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学者记者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绝对比现在的大陆同行要好。在民主社会里，一般民众都比较关注吃喝玩乐，因此很多社会问题都靠学术界新闻界专业人士去挖掘，我不期望为贪官说话的媒体会消失，但是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和学识，能够有理有据地与贪官势力斗争的大陆媒体很少很少。以现在大陆媒体的素质，有责任心的领导人怎么敢扩大言论自由的范围呢？

     两周前，本报在广州越秀区图书馆举办了一个环境议题论坛。我作为筹备成员，特意做了一个powerpoint文件，希望能唤起现场观众的互动讨论。

     这个展示文件的制作，参考了某次国际青年论坛上关于中国环境议题讨论的程序设计。首先是罗列正面、负面的消息对比，然而提出未来的四种猜想：非常乐观、比较乐观、比较悲观以及非常悲观。搜集的素材未必很有代表性，但是这种讨论问题的框架，我觉得很有启发性，至少给每一个读者都提供了介入议题的捷径。

      记得在那次会议上（两年前），与会者大半选择"比较悲观"的选项，甚至"非常悲观"也不乏其人，他们的理由是，看不到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很难制衡中国政府官员唯GDP政绩至上的冲动，那么现有的耗尽资源发展路径，恐怕很难扭转。当然，他们当中，日本、越南等邻国不少，悲观论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深切忧虑。何况，两年前的中国政府，在环境议题上的举措实在是少之又少。

      可惜这个展示文件制作得太粗糙，在现场的反馈不好，还得怪自己考虑得不周全，至少应该事先把这些材料印制成单张，在会前分发下去。 其次，我也应该想到，公众场合，或许大家事实上很难就"非常悲观"的猜想展开辩论，因为不自觉的审查，同时假设性的争辩也是需要锻炼的。

绿色中国，崛起中国  

 

好消息

 

·           中国政府在2008年6月1日实行"限塑令",有效地防止了白色污染急剧蔓延。

·           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有效控制农村地区环境污染的趋势。

·           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382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 家，港澳台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约250家。

·           环保部门刮起"环评风暴"，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价格、贸易等经济手段保护环境，仅在2007年，全国有总投资额近1.5万亿的377个工程项目因涉高耗能、高排放被否或暂缓审批；环保总局已建议税务部门对生产重污染的产品征收环境污染税，研究开征污染排放税与一般环境税。

·           过去10年间，全国环境投诉信件由最初的每年几万封猛增到2005年的60多万封，厦门PX项目等系列环保抗议事件，体现了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前景。

·           国务院将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考核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业绩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

·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１６％。

·           位于上海崇明岛的东滩生态城将建中国最早的生态城样本，使用太阳能、风能以及生物能等没有任何污染的能源，到2010 年将初具雏形。

 

 

坏消息

 

·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维持在七成左右，中国煤炭消费占据了全球煤炭消费增长的七成多，二氧化硫排放又占全国总排放量的八成七。

·           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每年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在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使居民失去了生存条件，沦为"生态灾民"。

·           七成的国家河流湖泊受污染，其中松花江已是轻度污染，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则为重度污染。

·           中国七大流域有一半以上的地表水不适合居民饮用。目前约有３．２亿农村居民面临饮用水紧缺问题，中国６００个城市中也有１１０个存在较为严重的缺水问题。

·           征收污染税的权力在于地方环保局，但地方环保局每年的预算资金由地方政府支付，因此地方政府受益于当地的高效益企业，有动机避免严格的强制税收。

·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汽车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三大生产国，2007年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1.6亿，到2010年汽车保有量将是2000年的4.7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居高不下。

 

 

 

 绿色中国

 

2030年，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成为亚太地区的领袖。经济继续增长，中国提升了整体环境质量，其发展模式令全球各国瞩目。中央政府在科研、发展，尤其是环保相关技术和城市规划模式投入巨大的资源。

 

北京奥运的环保措施成功，成为了全国数百个城市效仿的榜样。超过五成的中国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

 

政府部门监督事无巨细，执法严厉，不过，因为公众的环境意识日益增强，法律条款被广泛遵守和接受。中国环保局具有相当的权威，并在环境管理中发挥非常重要作用。

 

 

 

民主中国

 

随着经济增长继续，政府治理日益透明，民众可以更容易获得环境议题的报道和资讯，并要求更严格监管工业污染，污水废弃物处理，改善饮用水质量。政府改变以往简单将烧煤污染工厂迁往郊外的做法，开始减缓全球气候暖和带来的种种弊病。

 

虽然中产阶层的兴起大大提升了总体消费水平，但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仍然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因为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的储蓄传统。

 

随着更多的农村地区工业化，草根环保主义者积极宣称，当地居民对新工业项目有更强的环保意识。更重要的是，因为2007、2008年之间的环保风暴以及广泛舆论动员，中国环保执法架构得以改善，垂直管理，以更好地监管环境问题。

 

 

今明中国

 

 

中国的环境增长持续成功，保持过去五十年GDP平均增速8%。中国将经济发展优先，导致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工业污染，尤其是水荒，以及江河水、湖泊和地下水的污染过去十年中严重恶化，尤其在北方地区成为棘手问题。

 

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人均水资源拥有量降到176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1700立方米。虽然科技创新不断，环境法律条规完整，仍然无法解决问题。腐败和公众对于环境恶化问题的意识，仍然对中国改善环境治理形成巨大挑战。水危机成了真正危及政府治理的头等难题。

 

 

垂死巨龙

 

2030年，因为环境监管和处罚污染行为的失败，环境治理系统陷入危机，经济停滞。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尤其是能源、水资源和汽车等消费剧增，造成废弃物和污染的问题恶化。

 

环境危机带来日益扩散的公众健康危害，政府束手无策，成了全国各地难于承受的沉重负担。发病率回潮，影响劳动生产率。

 

政府管理部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不力，就像SARS问题应对一样，捂、盖的消极防御姿态遏制公众诉求和媒体自由报道，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埋下阴影。公众不满日益增长，移民现象日渐普遍，整个区域为中国的动荡社会而伤脑筋。

 

 

 

 

 

 

　

链接一：越有梦越痛苦

3年前佘祥林案发时，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曾发愤激的感叹：对生在农村而喜欢写诗的佘前妻张在玉来说，浪漫是种罪。我想，对身处社会底层"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的表弟来说，有梦也是种罪，越有梦越痛苦。
　　

我甚至又想，对我的表弟来说，如果他仅只是在某条山沟里浑浑噩噩地放羊，在某个小城镇里做呼啸来去的小混混，也许不会有这种痛苦……一次春节回乡时，曾亲耳听到我的几个中学同学在讨论在珠三角抢劫的经历，那种咬牙切齿的兴奋让我极为震撼。这难道就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们的出路？
　　

链接二：寻找我的表弟罗炼！

1）新旧媒体之争。虽然很多人辩解说，百度的竞价排名客户主体与央视的品牌客户并不重合，央视没有动力打击百 度的客户源。但必须承认，网络媒体／搜索引擎的出现，越来越强势了，虽然大品牌商不需要借助竞价排名促销商品，他们仍然担心提防突发的公关事件，影响品牌 美誉度，这就决定品牌商必然要在搜索引擎投放广告。

三鹿事件就是一个显例，新浪等门户网站就把其他涉嫌的国内品牌奶制品，以空格形式特殊处理，避免搜索引擎直接查找到。


2）公器定义之争。百度作为一家非公共资金支持的公司，是否承载了公器的角色？纷争不少。但是总得说来，因为搜索引擎的媒体色彩越来越重，信息时代的信心客观公正成为要求，这方面逐渐成为共识。

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网络流传三鹿公司提交给百度"危机公关方案"要求删除负面新闻，百度还郑重声明"该提议违反公司规定以及百度一贯坚持的信息公正、透明原则"而予以拒绝。


3）商业道德与企业原罪。google经常遭遇被封锁的状况，提醒人们，就像一些民营企业发家，百度身上也有原罪，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人们普遍相信百度曾经为了各种理由告状，打击对手google，从而取得了市场领先的位置。

据《环球企业家》——
 据说在2005年至2007年间，每隔两周，中国互联网的相关监管部门都会收到大量举报谷歌的搜索结果有违中国国情的资料。这就进一步拖长了获取ICP牌照的进程。

"我们最终能够获得牌照，是因为竞争对手实在找不到我们的问题去举报了"，2007年下半年，一名谷歌高层曾对《环球企业家》如此解释。 "

4）百度与各媒体的联盟。百度身为一家商业公司，组织各类媒体评奖活动， 

名为评选"拥有互联网影响力的传统媒体领军者"，实质为自己打品牌，同时拉拢媒体的关系资源。在这次央视揭黑报道之前，采编同事关于百度屏蔽关键词的一次次报题和报道都被和谐，就是因为百度的媒体人际资源经营起作用了。

遗憾的是，国内公众媒体上还没有一个直接讨论媒体操作阵地——事实上，业内人士一直不愿 意将行业的真正一些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总是担心被监管层抓住把柄，结果也就是行业无共识，难于进步；虽然未必称得上集体沉沦，但是媒体行业无论企业管理 还是行业发展，都落后于其他行业。

昨天蒋兆勇发来短信，就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做简单点评：

一、 利益诉求不宜直接政治化处理，更不能用阴谋论思维；
二、没有谈判代表的社会运动更加危险、更加容易走向暴力；
三、社会运动要有制度化安排，不能堵塞诉求渠道；
四、重庆人性格阻止了搭便车现象；
五、对话解决份子钱等问题，积极对话值得称赞，根本要解决利益集团俘获公共政策问题。

蒋兆勇先生(http://jiangzhaoyong.blshe.com/)早年曾任职重庆xcb多年，后任职大公报，现为社会运动研究专家、政治评论学者。就群体性事件，他曾撰写众多文章，散见于《凤凰周刊》或《联合早报》等刊物。

蒋兆勇:和谐社会与普通人的生存感

笔者近年一直研究革命心理。法国勒庞的"群体无理性"；布鲁默"社会变化而导致个人的不安、孤独、怨恨"；斯梅尔塞革命或社会运动产生的六个条件。正是有这样的研究，2004年笔者在《凤凰周刊》上评论汉源、万州事件时提出"柔性处置群体事件的理由"，跳出"阴谋论"而引入社会心理的分析，也曾被官方吸纳为政策。胡温的亲民政策及公共政策调整，使社会冲突从2005年的8万8000起，减少为2006年的1万7000起（1至9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官方对群体事件的成因、属性、具体处置，却并没有太大长进。
http://sx.takungpao.com/news_view.asp?newsid=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