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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作者：袁  剑【南京】 来源：《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

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

 

经 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这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为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哪些人失业以及怎么 样的失业？答案是：农民工面临着前现代式的失业。农民工将成为最先遭受打击，而且也是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却是承受力最脆 弱的群体。

无 论就其发生机制，扩散方式，传播速度，还是通过媒体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程度，本次金融危机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危机。无疑，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已然处于后现代生活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 却是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工。有学者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的不平衡及分割状况：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一个中国，多个社 会。中国农民工就处在最底层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之中。他们无定所，无恒业，身份模糊，更谈不上任何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完全的断绝 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遭遇失业，他们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返乡暂避危机，但务工收入的消失（据中国《财经》杂志统计： 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以及农业本身的比较劣势，将导致他们进一步贫困化。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根本无法返乡了。他们将留在城市，或者游弋于城乡之间求生存。

农 民工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 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而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与这个城 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约束他们。极端一点说，只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唯一与他们打交道的就是 警察。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 换言之，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显然，这是一场无处不在的奇特战争。他们并不轰轰 烈烈，但如果四处蔓延的话，则足以拖垮任何一个政府。所以，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将中国农民工尽快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加以保障和管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 说：尽快解决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

 

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

 

在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峻而已。但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是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问题之急迫性。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今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在中国广东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25%。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一次。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我们日常观察表明，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状况最容易勾起的历史联想，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即失业”的 所谓黑暗时代。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这个群体的关键功能在中国上个世纪初的革命中 已充分显示过一次。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 求和体制性目标。在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容小觑。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 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中 国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群体，基本上是大学扩招之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的大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甚至高得已经让众多家 庭陷入贫困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高昂成本的回报却是一无所有的失业。虽然付出更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大学生群体的处境跟农民工并无 丝毫不同。他们一样没有国家的保障，一样没有组织可以托付。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依靠的家庭（这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特殊家庭保障机制的优越性 的体现）。而在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他们的家庭在以前之所以为他们的教育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就是将家庭的保障托付给了他们的教育。没有比这种悖论 更令人悲哀的了。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从总体上看，这次刚刚处于初始阶段的失业浪潮，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显著不同。

中国上一次失业浪潮的主体是传统国企工人。国企工人虽然失业下岗，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单位”， 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既构成了他们救济的来源，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约束。国企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有组织的集体 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但这一次的失业大军与上述特性可谓有天渊之别甚至截然相反。农民工群体平时隐忍，表达渠道被完全阻塞，而 到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往往就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其矛头所指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社会其他群体。所以，这次失业浪潮所带的社会问题的 可预测性相当低。但有一点现在几乎就可以判定：城市的治安问题将恶化。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上一次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1990年 代中期，正值全球经济体系迅猛扩张的繁荣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同时也意味着职业岗位的转移），使得中国国企下岗工人并连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 民工被迅速消化。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就其本质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空前收缩。换言之，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岗位转移如果不是出现回潮的话，起码已经暂时 被终结。国际劳工组织在2009年1月28日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就业危机。据他们估计：到2009年年底，全球将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性的工作危机将会迅速恶化。在上个世纪90年 代中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凭借他们超强的忍受能力在全球的就业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饭碗。但这次，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在奥巴马新政府最新提交的庞 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赫然写有：这些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显然，这是要在危机中将最宝贵的工作机会留在国内。正如最近英国工人示威时的标语那样：把英 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春运如过江之鲫的农民工们，大多数购买的却是一张单程车票。因为，中国的PARTY暂时结束了。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迄 今为止，恐怕只有某些患有乐观偏执症（这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独有的病症）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还对本次危机的时间和性质抱有幻想。在他们那里，危机将会像上 几次一样很快烟消云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并不寻常。它不仅是陌生的，很可能也是长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死亡，但肯定面临痛苦的转型。如 此，如果不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失业危机可能就仅仅是它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它可能激起的社会危机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到目前 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由清华大学提供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经济衰退继续，在2009年，将有多达50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

 

从 逻辑上说，本次失业浪潮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本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乐观。值得提醒的是，大 规模的失业可能与经济危机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大规模的失业造成消费的萎缩，萎缩的消费和投资 进一步削减工作岗位。

不过，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显然不止于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们，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远远不止失业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激发社会危机的另外一些逻辑线索也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

从2008年9月起，中国近十年来一路以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出现急速跌落态势。到12月，当月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仅增长3.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同比下降15.5%），而在另外一面，财政支出却猛增30.8%。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在 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相当之大，他们涵盖医生、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公务员、军人等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在过往的几十年改革中，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经济 增长的受益者。也基于这个原因，在引起社会危机的因素中，人们很少将他们纳入视野。然而，如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由这些群体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小于 农民工群体。而作为这个社会主要的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抗议不仅更加具有政治性，也更加具有威慑性。早在上个世纪的经济低迷时期，因为财政拮据导致拖 欠基层教师甚至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各种抗议也堪称家常便饭。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似乎很快得到了缓和。不过，中 国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起来的乐观情绪，可能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财政危机中所受到的挫折太过沉重，那么积蓄多年的相对剥夺感， 就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

事 实上，最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一项所谓改革所激发的广泛愤怒，已经为这种危机做出了注脚。就在前不久，该部宣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 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降低。而其原因，则是财政已不堪负担。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计 划上的改革激起普遍不满并不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不满的程度。一位一直勤勤恳恳的中学老教师质问：这些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故意在制造动乱吗？熟悉中 国话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相当具有对抗性。此项改革引发的后续反应，可作为观察中国财政供养人群在经济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窗口。

在 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 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觉得有必要，这个群体扩散社会危机的能力显然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一旦他们企图扩散 影响，社会危机就开始上升为更加普遍性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媒 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危机扩散方面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提及，那就是社会事件的全球性感染。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在今次全球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幸免。无论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所仅见，也是二战以来所仅见。可 以预计的是，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某些国家，危机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危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 染。如今，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抗议行动已然升温。如果危机持续，它就可能成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榜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 种传染事实上得到过某种验证。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直至目前，中国的财政看上去还相当令人羡慕，发债空间仍相当充分。然而，正如去年开始的经济下滑超出所有人预料一样，财政的下滑也完全可能超出人们预料。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特别值得观察。

在 经济危机期间，要政府花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收入来源则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财政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悖论。在中国这样的全能国家中，情况可能 尤其如此。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买单。换 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如前所述，设若危机既深且长，社会问题频发，政府穷于应付，那么，滥发票子所引起的通胀形势必会与社会危机相 互激荡，从而蹈入一种新的恶性循环。

社 会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 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谈到今年可能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时，中国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说：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他 进而强调：除非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并要向责任部门追究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种种迹象表明：这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事件的 正式官方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加赞许的发展。然而，更加进取的态度则应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尽量从根源上化解社会危机。

（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作者）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5元。邮购地址：北京市建国路万达广场93院3号楼703室北京天下公言文化传媒公司。联系人：吴英飒）

以下是目录：

封面故事：风雨流民图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谭翊飞）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张英洪）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村民面前：维权需要付出个人巨额成本，不维权则将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权益的巨大损害。张英南曾问道：国家能否建立好的制度以替代我们的个人维权？

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姚 遥）
跟流民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世和很满意。慈善做到了极致的时候，人都被感化了，形成一个团体，相互联在一起，谁都不忍心破坏，互相监督，甚至自己制定纪律和规则

别把农民工都看成不稳定因素——于建嵘访谈录（魏甫华）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切断流民与黑社会的通道刻不容缓——吕文举、杨鹏访谈录（杨子云）
如果政府把钱都拿走了，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失业群体自然就扩大了，高危人群总量就会开始膨胀。格局就变成：一个权力和财富急剧膨胀的政府，面对着日趋庞大、日趋边缘然后日趋危险的一个人群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出文明，出文明需要继承，需要劳动、发明、创造

从近代湖湘政治透视“流民动乱循环”（十年砍柴）
朱元璋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企图将一个个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以此最大限度防止流民的 产生，更防止单个流民汇聚在一起。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明朝后期，大明帝国具有历史上可能人数最多的流民人群，成为一个庞大的“流民帝国”，李自成、张献 忠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流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袁  剑）
2009年将是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年。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公民观察

美国经济衰退为何未引爆社会动荡？（黄晓闵）
英国和法国的罢工行动此起彼落，拉脱维亚、智利、希腊、保加利亚与冰岛等国也相继爆发大规模 示威抗议。全球各地职场的失业群体正快速增加，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变量。作为金融危机最大受害国的美国，据统计至今已损失360万个工作岗位，但整个 社会依旧波澜不惊。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希腊骚乱：民主的悲剧还是荣耀？（王 乐）
民主最本质的特征是给国家这个“利维坦”带上了枷锁，并把打开枷锁唯一的钥匙交给了人民，让人 民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民主还让反对派可以合法地质疑执政党的政策，让掌握着暴力机器的政府在手无寸铁的民众前屈服，让卡拉曼利斯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处理 这场突如其来却又注定要来的骚乱

公民座标

四年一次，为民主充电——奥巴马就职典礼实录（贾西津）
民主不是个“做完了”就能享受果子的神木，即便民主授予的合法性也必须不断更新，经验而言，这种更新适于4-5年一次。美国实行了二百年民主，也必须不断温习，定期进行政权合法性更新，大选之后的就职典礼仪式，也是美国公民对自身民主的强化充电过程

公民真相

艰难的第三方——民间组织介入冲突调停（姚 遥）
妥协是灰色的，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时代过去了，凡事皆有规矩法度的时代还未到来，社会冲突面前，真正的公民，当是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一个老牌NGO的现代转型——以“自然之友”为例（方 园）
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一直比较艰难。虽然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民间组织以其卓越的工作走入了公众视野，但对民间组织管理能力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它们如何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样值得严重关注

瑕瑜并存的湖南公民社会（苏露锋）
最令人担忧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或因贪图小利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不”的民众，也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阴影

公民心情
第三只眼睛看大陆（陈诗宁）

公民地图
把记者挨打变成奔向自由的阶梯（笑 蜀）
幸福的广东电视观众（北 风）
历史太长，而生命太短（杨 渡）
一场街头冲突的心理分析（曾 颖）
住近地铁莲花路站（朱鸿召）

专题：政府的钱袋子是老百姓的牵挂
公民税权是宪政的基石（贺卫方）
众说纷纭话税收（赵国君 辑）
没有私产，就没有税收——茅于轼访谈录（赵国君）
揭开“税”的面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深度阅读：税收如何减损社会福利

公民阅读
NGO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林 猛）
法西斯的浪潮还会席卷我们吗——惊心品味电影《浪潮》（郝建）

公民文摘
从泰国到希腊受伤害的民主
法国社会运动向左转与“新反资本主义党”
马利的民众运动
南非：传统工运与新社运团体的对话
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逆流而上：社会运动在美国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

  作者：艾未未

1、
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是期待，因为因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埋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作出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个人所希望的社会，在你个人行为当中是体现出来了。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这件事这样发生是我不能允许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有人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是作为旁观者。这是社会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会牵扯到一个理想的问题，通常我们说争取社会的民主，事实上争取民主我们已经不大谈了。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我觉得，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对“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未必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三个代表”以后最主要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来自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来自伦理和道德的规范。那么同样它要来自于全民的意识，这个意识包括问责、监督，我觉得两者都不可缺少。没有监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自觉的意识的，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或者是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必然是滥用权力的。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背景。
2、
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到一万这样的数字。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人，了解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的。
3、
维稳既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个简单的家长式的说法，就像家长说“听话”、“不要闹”，但是他也不说为什么不要闹，也不问你到底是在闹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是要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一种文化。因为真正“维稳”是对问题的发现和疏导，而不是对问题的遮掩和打压。那样是不可能“维稳”的，只会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种社会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实际上是败絮其中。说塌就塌，一遇问题肯定出事，因为整个结构都是没有任何人会认同的。
4、
但我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行动，我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神秘感。我们最神秘的可能是我们的伦理，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是对生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一种贬低。
5、
如果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责任的，是要被追责的。我觉得，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追责是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话，我们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由于我们的错误致使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政治理念下，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
6、
并不是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度，我们站在道德的最底线。并不是说我们去审核别人、审查别人，而是说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勇气够不够，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轻松去谈的，不是，他们都付出了代价。他们要翻山越岭，他们要夜间在雨中行走，他们要受到别人的冷落或是误解，甚至是殴打。他们付出时间，获得的是几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还会被人从他们的笔记本上撕掉，被人用马克笔涂改，认为他们是间谍，是藏独，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到目前就是这个水平。你可以说，这个水平可以，我认同这个水平。你也可以说，不可能，这有点原始，我们是有可能改变它的。
7、
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512。
8、
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承担。
9、
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当你发现你无法做出改变时也是很郁闷的。当你发现一个明显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很郁闷的。但是同时因为你这样去做，从而去证明了一个生命是完整的。一个人的意识是决定于人类的意识状态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不管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可能性下，个人的价值都是必需的。
10、
因为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认了很多价值。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种价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说，喔，我看到一个人受到别人攻击我不管，看到一个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险我不说，那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说也不是因为有了某种成果我们才可以去做。做，已经是结果,坚持你的所想，就已经是结果。
11、
我毕竟不是要做一个人的典范。我不想说我是有规矩的人，我只想说我是有态度的人，我是有意图的人。
12、
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说是大面积的伤亡，不要说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会出问题。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人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后来去了美国，对另外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个人和权利的关系，包括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关系，逐渐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人或是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是没法存在的。
13、
我认识到的现实是一个永远不能走到尽头的隧道，可能是再不会天亮的夜晚。人性也可以是完全没有善意、同情、怜悯、正义的人性。可能会长期这样，也可能永久这样。这是我童年的认识。
14、
我没有目的，我也不希望拿到一个学位，我也不希望在美国拿到身份，我也不希望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财富或者稳定的基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15、
如果说艺术家应该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我完全不认为艺术是一种美化生活、装饰生活的需求，我认为艺术必然是唤起人民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一种可能性。
16、
我相信在一个比较可以让人生存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涉及政治。每个人都应该触及不可触及的领域。每一个都应该活得更加天真一些。我们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和神秘的政治，我们不需要这些排除普通人情感和普通人判断的政治。这是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区别。
17、
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了，政治家会变得如此重要？必须要全民来欢呼，要检阅三军，在另外一个国家政治家走着路上班，他们到一个有意思的市场去买菜。
18、
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种手段，那你还玩什么玩？
19、
在用更科学或者更富有伦理标准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利益的时候，知识才有价值。我们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运用了这种价值呢？你翻一翻我们的历史。有几个人曾经用他知识的身份维护过公众的价值？我觉得他们也没运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很谄媚，只是马屁精。这些人挺多的，只是想混饭吃。因为知识本身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更是和理性、科学这样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
20、
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21、
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是维护了别人利益的人。
22、
中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国”？这是一个在中国始终是可被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谈中国高兴不高兴都是为时过早的事情。

 

公布调查结果 公祭遇难学生

——政府应该发布有关震区每一所校舍垮塌学校

建筑质量调查报告并公祭遇难学生

 

                 艾晓明

 

今年4月14日，国新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行动包括“高质量地恢复、重建中小学校”以及“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我对国家人权行动中这些庄严的承诺充满期待，我认为，去年5·12大地震发生之后，面对大量校舍倒塌、成千上万儿童遇难，国务院以及中央政府表现出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震区多次亲临垮塌学校，包括北川县北川中学、都江堰新建小学、聚源中学、青川县木鱼中学等；对学校建筑质量存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证人。也正因为如此，媒体向全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第一、国家已经派出专家，对垮塌学校的建筑质量进行调查；第二、对于倒塌校舍背后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将从严查处，决不姑息；第三、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待。

5·12地震过去即将一周年，人们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份有关灾区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专家调查报告得到公布；公众不仅难以查询到某一学校垮塌原因的详细信息和鉴定结论，而且也不了解这一调查过程到底持续了多久、经过了怎样的程序、是由哪些单位以及责任人实施的。

5·12地震中校舍倒塌，学生遇难，这场景惨绝人寰，是中华民族在2008年经历的一场大悲剧，经由电视画面的直播，令所有人刻骨铭心，至哀至痛。为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为给灾区校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公布每一个垮塌学校的调查结果，至关重要；它是给所有遇难学生亡灵的一个交代，是对遇难学生家长内心创痛的舒解（甚至有可能预防如董玉飞、冯翔等家长不堪丧子之痛而自杀这类震亡次生灾害），它更是一个警示：中国将切实杜绝、永远杜绝校舍建设的豆腐渣工程。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郑重要求，有关部门公布以下信息：

第一，政府各部门一共派出了多少专家去灾区调查垮塌校舍的建筑质量？

第二，这些专家来自哪些部门？例如，每所垮塌学校的专家组是由哪些部门、哪些专家组成的？

第三，这些专家在具体工作的垮塌学校考察了几天？全部调查过程为多少工作日？

第四，调查结果是什么？具体到每所垮塌学校，其导致垮塌的原因是什么、与地震烈度、建筑结构、质量是什么关系？

提出这些问题的依据如下——

第一，据报道，地震开始后不久，国家和四川省等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700多位专家，对震后的房屋损毁进行全面调查，其中对学校的垮塌调查被列为重中之重。建设部高层官员于5月28日探视了从灾区回来的专家，听取汇报后，为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即将派遣的第二批专家主要任务是对倒塌房屋进行科学鉴定。到2008年9月4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在国新办答记者问时说：建设部门专门派出了两千多位专家到灾区进行考察。仅建设部一个部门就派了这么多专家去考察，可以说，这个调研工作有广泛的专家参与的；那么，作为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敦促这两千多位专家，对他们所调研的每所学校其垮塌原因做出具体解释。

第二，人们也看到，四川地方媒体数家报纸在2008年6月25日同一天登出了同样内容的报道，标题为 《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未来》, 对于校舍垮塌的原因，这是一篇定调文章，代表了政府部门认同的结论性意见。然而，出席6月24日由成都市社科院召开的“地震灾害与房屋建筑安全”研讨会的只有二十余位专家，除去其中的地震学、法学专家外，建筑学专家不足二十人。那么，这二十人的意见足以代表建设部门派出的两千多位专家吗？他们的意见，能够作为这次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结论性意见吗？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的代表性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什么样的程序呢？

第三， 就在这次关键性的研讨会召开的一天之前，即6月2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駇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这次地震造成学校垮塌，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我想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学校在设计或者施工当中存在着违法问题，一定会依法作出处理。对背后涉及到的贪污贿赂问题，我们也将严惩不贷。”如果四川方面明显已有专家结论，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而在之后9月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就有关校舍垮塌对记者的回答依然是：“我们还在仔细地思考和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重新建设学校，以及其他公益性的建筑，应当提高我们对它的认识。”那也就是说，直到地震发生的三个多月之后，调查也并没有结束。那么，对每所学校垮塌教学楼的调查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一共持续了多久？所有的调查报告，打算何时公布于众呢？

近期在艾未未先生发起的公民调查网上，我看到《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和群众工作局关于遇难伤残学生家长上访反映问题的解答意见》，其中，就家长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教学楼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要求进行鉴定”，政府部门做出的解答是这样的——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省政府书面邀请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以及省内的一些权威部门，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和其他重要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调查分析后的结论性意见是：这次“5.12”汶川特大地震，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的1到2度。根据专家测定，北川地震烈度高达11烈度强，超过了当时建筑设防7度以上5度，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有些设施的地理位置不一样，地震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式不一样，一些学校、医院和公共文化设施受损程度不一样，但是科学研究部门和权威部门的结论意见是一致的：地震是造成这次灾害，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工矿企业等受损最主要的原因。为此，四川省建设厅已有明确规定，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只对未垮塌的房屋进行“可以使用”、“不能使用”、“加固使用”等鉴定。

看到最后两行，我大吃一惊，冒出一身冷汗。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府以及四川省政府官员对外发布消息时一致说，垮塌校舍的情况正在经历调查；但从未对外发布说：“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那么，这里说的四川省建设厅的这一“不鉴定”的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发布和实施的？它是否经过国务院、建设部、教育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预防腐败局等一系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具体来说，不鉴定意味着什么？是指调查结束已有结论、还是不必调查、不做结论？如果调查已有结论，为什么一直未向公众公示，并接受公众的讨论和质询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上面说到的“一些权威部门”，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和其他重要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我要问的是，仅仅对“一些学校”受损情况的调查，是否能说明所有学校受损情况和原因？换句话说，对“一些学校”建筑质量的调查意见，如何能适用所有学校垮塌建筑？

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还在于，地震部门目前已经公开了5·12大地震的烈度图，而四川全省的垮塌学校分布，并非都集中在地震烈度最高的地区；更不必说，即使在垮塌学校内，同样有屹立不倒的校舍。这表明，每栋教学楼倒塌原因是不一样的，即使都和地震有关，也不能一概而论。仅以什邡市部分垮塌校舍的情况为例，根据《财经》记者报道：“此次地震中发生垮塌的红白小学教学楼、蓥华仁和小学教学楼均为市教育局计财股自行找人设计；湔氐中学使用的是通用图，具体哪一套图纸不详；由于上述教学楼均系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工程，教育系统为节约经费，均未作地质勘查。”

这里的“未作地质勘察”，任何一个略有建筑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都知道，后果何其严重。在完全不考虑地质条件的情况下建房，它与校舍倒塌的结果是什么关系？它与进行了地质勘察的校舍建筑，可以不加区别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混淆是非，灾后重建如何确保实施《国家建筑管理条例》之“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希望公布每一所发生了教学楼垮塌（包括学生宿舍楼垮塌）的学校其建筑质量调查报告。为什么呢？让我以前述北川县县委县政府文件为例。在这份给遇难学生家长的解答里，引述的答复与家长所提问题明显是有出入的——

答复里说的是：专家们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的“调查分析结论性意见”；但是，请注意，北川家长所要求的不是地震其他灾区、不是这些地区的“一些学校”，也不是其他任何学校，而是对北川中学垮塌教学楼进行质量鉴定。毋庸置疑，北川震害严重；由此可以推论，北川中学的垮塌教学楼，纯粹是由地震引起，其中不存在任何有关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的问题；但是，假设与推测不能代替事实，也不等同于调查结果。惟有公开、公正和科学的调查研究，上述推测才能得到论证，形成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并且产生公信力。

然而，根据这份文件的回答，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可能隐藏着一个我不敢相信的、危险的、甚至是爆炸性的结论：北川中学的垮塌教学楼，没有经过任何建筑专家的质量鉴定！并且，根据四川省建设厅“不鉴定”的规定，它也不可能再得到质量鉴定！我接下来的一个推论是，建设部派出两千专家到四川调查房屋倒塌，居然没有一位专家去过北川中学做鉴定？！如果连北川中学这个造成了一千三百多学生遇难的特大校舍垮塌个案都没有得到调研，专家们“地震是毁房罪魁”的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

目睹北川中学垮塌悲剧，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在去年的5月23日上书四川省委宣传部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

时间过去了整整11个月，5·12周年祭即将来临。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已经公布实施的今天，在垮塌校舍建筑质量开始调查即将一周年之际，我想重申林强的观点，真相比荣誉更珍贵。不久前，什邡市政府提出，将要在5月11日发起“地震宝宝抓周祈福活动”，同时倡议成立“国际受灾儿童纪念日”。响应这一倡议，并且，和这一倡议更为契合的活动应该是，在这一天，公布每一所有垮塌校舍学校的建筑质量调查报告，并公祭遇难学生。

 

                  2009年5月23日

 

信報財經新聞 | 2009-04-17 香島論叢| By 練乙錚

是人權承諾還是黨棍謊言？

到底北京本周一發表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 2010年）》是否只是一份寫給外國人看、務求塞住西方人權團體批評之聲的鬥爭工具，很難說；如果大家看看這個計劃是什麼單位免責制定的，一定不會感到樂 觀。文件說，參與制定的政府機關一共五十三個，此外，還有起碼九所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學者，組成專家小組參與起草；在過程中，還有二十多個專業團體和基金會 如中國法學會、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提供意見，整個工作似乎相當認真。不過，牽頭單位卻是：國務院新聞辦和外交部。這兩個都是外事單位，本 身不懂人權，只曉從「國際鬥爭」角度理解問題。不僅如此，文件還說明，整個計劃的執行、監督與評估工作，也是由這兩個外事單位負責。人權據說是不容外人說 三道四的內政，怎麼這個行動計劃是由兩個外事單位主導的呢？如此安排，給人的感覺是又假又蠢。打個譬喻，特區政府為捍衞香港金融界聲譽，安排旅發局負責調 查雷曼事件的監管疏忽並撰寫報告；這樣泡製出來的東西，在國際上能有多少公信力？儘管如此，筆者還是願意對上述人權行動計劃作善意解讀。計劃堂皇冠冕，在 眾目睽睽之下，總不能百分百是假，加上體制內外有心人幫着推一把，如此「裏應外合」，計劃對中國人權事業還是有幫助的。 　　平情而論，無論 主觀目的是什麼，文件的確寫得相當得體，語調溫和，一句極左說話都沒有，五個部分，面面俱圓。頭三個部分，第一個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第二個講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第三個講弱勢社群保障；除了在政治權利那部分未提思想自由之外，若都實行一半，敢說也能抵擋所有國際人權批評。跟着的第四部分講人權教育， 更是好到不得了，不僅要求全國各大、中、小學教育「逐步增加法律和人權方面的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樹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 理念」，還「倡導教師與學生的民主平等、積極互動關係，鼓勵學生參與班級與學校的民主管理，讓學生在一種平等、民主關係的體驗和實踐中，增強民主、法治、 人權意識。」在高級中學，「要系統開展有關中國憲法『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教育和國際人權知識的教育」。在高等院校，要「向本科生開設人權公共選修課， 向法學專業本科生開設人權法課程」，還要「選取若干高等院校作為人權教育及培訓基地」。此外，還「特別針對公安、檢察院、法院、監獄、城管等特定執法機構 和人員作人權教育」……。總之，它比香港的灌輸式公民愛國教育先進，比西方所有發達國的人權教育有過而無不及。說句公道話，這些美好諾言不都是假大空，筆 者留意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與人道法研究中心早在九七年便成立了，並於○四年起，與瑞典隆德大學瓦倫堡人權與人道法研究所合辦人權法碩士課程，至○七年 底，已有六十名學生畢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俊勝月前對司法系統人員講話、攻擊法律界有人「大做『人權』文章」之後，筆者擔心這個人權專業搞不下去，但 《人權行動計劃》出台，北大有這個保護傘，形勢也許不一樣。 　　《計劃》第五部分講國際人權義務的履行和國際人權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特別提 到中國已經簽署、但未由人大通過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聲言將繼續進行有關的「立法、司法、行政改革，使國內法更好地與公約規定相銜 接，為盡早批約創造條件」。聯繫上述中國從《憲法》到《計劃》都不提人民有思想自由特別是政治思想自由，此部分大有問題，到頭來很可能落空。上述聯合國公 約第十八條明確指出：「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十九條又指出：「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 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在左派領導人如吳邦國、賈慶林、王俊勝等的控制 下，思想自由對大陸人民來說，遙不可及。西諺有云：狗搖尾巴，尾巴不搖狗；熱衷推動人權的國內人士，如果想借助《計劃》爭取思想自由及公開表達思想的自 由，無異以尾巴搖狗。 　　在中國，黨高於政府，中宣部是黨的機器，國務院調動不了，正如川震時溫總沒有「印把子」調動不了直屬黨的解放軍一 樣；對人權觀念的宣傳，中宣部不同意便不能動。過去經驗顯示，國務院裏幹實事的人比較多，「霸着毛坑不拉矢」的，多是手中掌權的黨棍。在西方，與人權對立 的是政府權，在中國，則主要是黨權。一份寫得十分得體的人權行動綱領，最終可能無聲無色，既幫不了大陸人民，也騙不了外國批評者。是否如此，筆者疑中留 情，聽其言、觀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