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国务卿克雷默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人权讲话

In 新闻与政治

2008年5月29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 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讲话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 中国北京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国务院资料照片) 助理国务卿克雷默：非常感谢你所作的热情洋溢的介绍，感谢你们所有人抽出星期天的时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 非常珍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你们介绍我国政府对人权和民主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在美国总体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和在我国对华关系方针中的作用。我希望在我们 今天的讨论结束时，能让你们了解美国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些考量。我还期待在我的讲话结束后，如你们所说，进行讨论和对话，问答，或发表你们想要发表的任 何评论，我确实欢迎今天这个在这里同大家交换意见的机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面 对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中国各地公民个人的反应确实令人赞叹不已。这种时候让人认识到我们共通的人性──生命是宝贵的， 即使当悲痛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袭来时，触及的也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颗痛苦的心。我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仍渴望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就像在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给新奥尔良造成洪灾后，中国慷慨地向美国伸出援手一样。正是本着这种友爱互助的精神，美国为紧急援助这次巨 大灾难受害者提供的民间和公共捐赠已达到7000万美元以上。 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昨天抵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大使馆，将一批送给灾区人民的救援品装箱。这是我们能向损失惨重的灾区人民略表的一点心意。 女士们、先生们，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今后几天要在北京同中国官员展开人权对话。今年二月，赖斯国务卿和杨洁篪部长就恢复这个中断六年的对话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我们两国就人权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相互尊重的磋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想借此机会说明我们未来的想法。 美国在全球努力增进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是围绕这样一个信念，即人人都有内在固有和平等的价值，自由地生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是每一位男女老少无可争辩的权利，自由是我们这个世界通向持久和平的途径。 美国支持增进人权和民主自由，这体现出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些价值观将我们凝聚成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的个人背景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各种文化一样多种多样，但我们坚信，我们在最忠实于这些价值观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 我们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外交努力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支持，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历届政府一贯推行积极的人权和民主政策。在明年一月新一届政府就职后，这一政策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在 座各位中一直跟踪研究美国对外事务各种学说的人，肯定熟知我们在海外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做法在我们国内不时引起的种种争议。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 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人权和民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政策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有机部 分。 然而，我们谋求促进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仅属于美国的价值观，甚至不仅属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它们是包含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深刻的人类价值观，而中国在谈判起草该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普世价值观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的认同。 我 们看到，世界对人权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认为，这一呼声来自各地人民要求有尊严和自由地生活这一人类的基本愿望。我们相信，人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 希望自由地按自己的良心行事，按自己的文化习惯生活，按自己的愿望从事或不从事宗教敬拜，毫无畏惧地畅所欲言，选择政府，向领导人问责，获得司法公正。 我们还注意到，对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的支持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区域性机构的工作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及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等已建立或正在建立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机构和机制。 我们相信，民主已被证明是能够捍卫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政府形式。我们也相信，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尽 管如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这一原则上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体制。然而，我们 人类非完美生灵，我们建立的任何制度必定会有缺陷。因此，为了保护个体公民，我们认为必须有内在纠正机制以及对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权力的制衡。这 些纠正机制和制衡包括：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活跃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立法和司法，以及健全的法治。 让我简要谈谈美国的有关 做法。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然而，令我国公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 时候，每一代人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 止。然而，我们的三权分立，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最重要的是，热切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公民勇气──例如马丁·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他们勇于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批评我们的政府，即美国政府──这一切促使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建国理想以及我们的国 际人权义务。 美国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作的人权承诺，我们在为履行这些承诺作出真诚努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发挥 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当我们政府受到批评时也是如此。实际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促进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 国内和国际的进步措施，确保人权与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维护。 就美国政府来说，我们将继续听取并直截了当地回应他人对我们自身做 法的关注，包括我们为防御全球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威胁而采取的行动。美国代表团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在今后几天即将举行的人权对话中可能会提出的各 种关切和不同观点，并会予以回应。我们不认为国际社会中有人对我们的表现发表看法是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同样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应把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发 表看法看作是对其内政的干涉。这些是正当的国内和国际辩论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在法院体系中以及通过媒体，都有十分热烈的争 论。这种情况是健康的，能够在可能出现问题时起到纠正作用。 同样，我国代表团也会向贵国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关注人权卫士被当成我们所说的良心犯、西藏局势、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以及对新闻和互联网的限制等。 认真对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对双方有歧见的问题进行应有而坦率的讨论。我们将尊重彼此的坦诚。 现在，让我来排除一些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有关我国人权和民主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常见误解。 首 先，我国政府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努力不仅反映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也促进我们的核心利益。帮助扩大稳定的和良治的社会 ──这些社会尊重基于法治的自由，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行动──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我也可以说，它与 全球稳定息息相关。 第二，虽说我们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但它也不是要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企图削弱其他国 家政府。顾名思义，民主是基于被管理者的意愿。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强加于人，美国也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民主必须是那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由他们提 出。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也确实公开帮助那些努力发展本国民主的人民。诚如布什总统所说："美国不会把我们自己的治理方式强加到无此意愿的地方。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自己的自由，走他们自己的路。" 我们认识到，有些国家的政府把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和民主的支持视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影响的无情的零和游戏。我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他们本国公民要求改革的愿望。 是的，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支持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的努力，但我们以透明的方式、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这样做。 第 三，我国政府不能、也不是只追求人权政策而置其他重要问题于不顾──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不扩散或促进贸易关系等。我们谋求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 和共同利益上合作。同时，与美国在这些战略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履行对自己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尊重基本权利的承诺，我们会让其放任自 流。这对我们来说是原则问题，我们会表明我们的关注。 第四，我们不认为在全球发展生机勃勃、尊重人权、基于法治的民主体制可以一蹴而 就。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不容迟缓。我们认为，各国政府不应等到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后才让本国人民享有基本的信仰、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 我们认为，让公民通过行使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对社会进行最充分的参与，只会更加促进和保持发展。 中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成就，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私人生活，有了更大的个人空间，仅仅30年前这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 这是第一次访问北京。我要告诉你们，就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昨天才抵达──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繁荣和它的活力令我多么赞叹。我知道，北京不一定 代表整个中国，就像到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参观并不能让人了解美国的全貌一样。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个庞大国家的其他地方。 我 们知道，贵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是，政府要努力听取和回应公民的关注，例如对腐败的关注，与此同时，政府在努力把中国的新财富进一步扩大 到农村地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公民在行使国际公认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方面仍然面临限制。即使是在政策事务上，允许不同观点及其自由 表达其实是形成最佳政策的一个途径；让公民抒发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能够使公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感到他们与国家的前途利益相关。 第五，我们并不是宣称民主必将自然到来，也不是说通向全面民主的道路笔直平坦。但我们确实相信，民主肯定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途径。途中肯定会有障碍和挫折，但前进方向是明确的。赋予公民更大的自由??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正那些妨碍走向更好未来的偏差。 第 六，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然而我们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而且相互作用的要素，它们是我们 公开地在全世界努力帮助促进的具体目标，即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及经竞选产生的各级政府，法治下的各种应责机制，以及一个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在内的 强健的公民社会。 一个开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帮助让选举以及当选的正直公民为国家的良好发展发挥作用。同样地，限制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 体的政治空间会给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造成限制。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奥运会前宣布的对外国新闻媒体放宽限制的政策，会在奥运会结束后继续下去， 并更加放宽。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相互关联和联网的世界里，各国面对的问题十分复杂，即使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处理。 我 们在美国取得的经验是：公民社会以及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交流对解决从贫困到污染、从传染病到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具有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 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只需看看中国个体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四川省作出的英勇贡献；而大量涌来的自发性援助──例如人们排着长队无 偿献血──展示着普通人民的正直与无私以及他们为帮助国家处理因地震造成的国难的坚定决心。中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公民，真是非常幸运。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与你们分享的这些对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想法贯穿在我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系的处理方式中，它也将贯穿在明天我们与尊敬的中国同行举行的人权对话中。 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互利合作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须是相互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事务上──以及有愿望找出能够合作的领域。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以及对话将增进理解，并有助于展现未来共同合作的各种可能。再次感谢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听我讲话，谢谢你们的盛情接待，谢谢你们愿意听取我的观点。我们开始对话吧。

蘋果日報  邁克2008-05-25克社會 我施捨故我在   

這年頭當電影明星真不簡單，你看在康城大鑼大鼓做國難騷那位，不但自編自導自演，末了還要落手落腳自己報道，少一點精力、才華和腦汁都幹不來。可惜一番熱情在勢利的娛樂圈並不受落，無動於衷的闊佬不懂得欣賞翻生孟小冬的演技，支票簿沒有乖乖從阿曼尼西裝口袋掏出來不特已，還送她難堪的冷肩膊。向來善於表演生擒功而且通常手到拿來的她，怎麼受得了這種殘酷的打擊，一時衝動起來，近兩年新學會的上流社會禮儀一下子拋到爪哇國，眼淚鼻涕齊飛，時鐘不必敲響十二下，即時打回罵街潑婦的原形。這些衣冠楚楚出席一級電影盛會的大爺大娘太不給面子了，人家說到底是東方崛起大國的當家花旦，這麼一鬧，小心事無大小洶湧表態的網民群起圍攻，將歇斯底里化成方塊字在電腦上散發。不過話說回頭，這位小姑娘也真是的，戲都拍了這麼多年，傍着有名有姓的男友周圍去，場面可想也見過一些，怎麼還挑這種又儍又天真的角色來考驗自己？各家自掃門前雪呀，何必跑到別人的地頭博取廉價同情，搖着尾巴自取其辱？國際友人如果自動伸出援手，我們不妨大方接納，不同舟而共濟的情操十分偉大，拒人於千里之外反而不禮貌。然而募捐不成立即化作滾地葫蘆發難渣，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不解溫柔的同胞還嫌你丟光了國家的臉。你有你大鳴大放，遊山玩水的陌生人素昧平生，憑什麼要義務配合你的主旋律當佈景板？又或者，前天他已經將半副身家送了去緬甸，今天看完《我們在故我在》，聽麥當娜話把剩下的悉數救助非洲愛滋兒童，正為晚飯的着落發愁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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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对于章子怡的评价很刻薄，但公允地说，也说在情理之上。

检索了中文娱乐记者的报道，章子怡在戛纳自发组织的募捐活动中几度落泪，责怪老外丝毫不了解四川震灾，对于她的赈灾捐款呼吁更是漠然冷对。至于她的募捐方式，有报道称她跟男友商议要成立基金筹集善款获肯首，还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她现场向明星嘉宾介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赈灾捐款信息，看来娱乐报道都是闹着玩的，章小姐梨花带泪是大新闻，章小姐如何想方设法打动别人募捐则是次要的。我甚至还有一个结论，拿就是娱乐圈世态复杂，冷暖阴凉更让人看破红尘。章子怡一直表现很努力，或许不输于姚明，为什么姚明能发动他的NBA糙哥捐款，而章子怡却在衣着光鲜彬彬有礼爱意充盈人文关怀的文化娱乐人群中败阵下来？

按照我的理解，西方对于慈善事业的理解与我们大不一样。譬如比尔盖茨从微软引退后，要将后半生的精力花在卫生及教育慈善事业上，他们要考核每个项目的公益性；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专业的慈善基金更注重理念倡导；至于开支的公开透明，更是对每一类慈善基金的最基本要求。

章子怡虽然傍得好莱坞大款，似乎不懂得这样的规则，看来虽然很努力也难于融入西方社会，或者说，原本欧美明星名流对于红色中国成见太深，章子怡这个时候越是表现"爱国愤青"（此处非贬义），而未能成功组织专业的慈善募捐，越可能遭遇西方人的冷眼相待。莎朗斯通引起中国网民渲染大波的一番言论，与章子怡热情募款遭冷眼而哭哭啼啼的场景，恰成鲜明对比。

章小姐不必气馁，如果有心公益，还有更多的场合和资源可堪运用，不妨向李连杰壹基金的专业精神学习，壹基金在此次地震募捐活动中反应神速，民众也是一呼万应；当然起步阶段都有难熬的时候，需要向公众陈述你的理念，解释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善款，而不是当甩手掌柜，转手将善款送给贪婪的中国红十字会等吃人机器。还有，慈善事业向来考验耐性，不着急在一时一早，章小姐你虽然这次受委屈了，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放不弃，他们也终会理解你的苦心和坚持。

『关天茶舍』 [思想]"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纪要

    作者：烟波渔者 提交日期：2008-4-7 10:14:00    
　　"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纪要
　　
　　
　　中国和解智库发布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3385.shtml
　　
　　2008年3月29日，由中国和解智库召集，首次以"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杜光、陈子明、周舵、刘晓波、黎鸣等20余名华人学者先后发言，会议由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主持。现将录音整理完毕，奉献给读者，以便于公众可就"和解"这个议题继续探讨争鸣。
　　
　　（注：文本根据发言顺序整理，并经过书面化处理。）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学者的光临。在奥运会之前，大家都感受到有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各地的冲突事件有集中爆发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西藏刚刚爆发了 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冲突频仍的国家，1949年之后更是强调斗争哲学和仇恨文化，其间造成的人道灾难不可胜数。援引南非、北爱尔兰、韩国等国家的政治转型经验，政治和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化解悲情、走向团结与和谐的关键因素。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执政党也久违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取代施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理念。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和谐的前提是真相得到揭开，正义得到实现。由此，我们这一群认同渐进、妥协、宽容、博爱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成了和解智库这个开放的言论平台，尝试就和解理念发出声音，给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供各种建言，并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第一次就和解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这次讨论会每人主题发言十分钟，回应提问十分钟。
　　
　　丘岳首（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博士）：
　　
　　
　　把"和解"这个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点。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确实是处在弱势，没有多少话语和活动空间，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和解"这个话题，自然会遇到很多来自各方面的误解，甚至恶意的猜测，我觉得很正常。强烈反感"和解"这个概念的人，我们也充分理解，因为他们受到的灾难那么深重，有些人甚至失去家人亲人。所以他们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够逐渐对"和解"逐步的来理解、来接受。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但为什么还要做，主要是我们觉得反对派的工作需要有些新的思路，需要有一些分工。高压绝对是重要的，这个态势是不能减弱的。但同时需要有一些换位思考，多考量体制内的开明派在想些什么，因为体制内也分化得很厉害。不少位高权重者对以后自己及家人被清算的恐惧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阻力，我们能否在交易成本的计算上给予与时俱进的对应？还有很多方面，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角度讲，咱们这个民族严重缺乏"和解"精神，虽然说和为贵啊，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一直是暴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充满着暴戾之气。
　　
　　再从全球化视野来讲，近几年冲突与和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个人了解，海外不少大学都纷纷设立与"冲突与和解"相关的研究课题。联合国也加大力度，要来推广南非的经验、北爱尔兰的经验、东欧和亚太地区南韩、台湾等的和解经验。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尝试来做，所以我们就建立"和解智库"冒昧地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在没有多少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勉强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办了一个冲突与和解的网站，把一些文章收集一下，把我们的思路先挂上去，就是期望有各界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同道一块来做这个工作。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但今天我们想听听各位在座的朋友对"和解"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以便改进和更好的展开我们的工作。
　　
　　黎鸣（北京独立学者）
　　
　　"冲突与和解"，说实在话，和解是应该的。中国人为什么表面素质这么好，实际上冲突却非常大，为什么？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要和解就必须讲理，不讲理就不可能和解，所以说白了，关键在于讲理不讲理。大家也知道我在网上反儒，反国学，反儒家传统，我还要反下去。如果我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我就不叫黎鸣了。因为我对这个儒家传统看得太清楚了，中国2000年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中国先秦有很多家，所谓百家争鸣，对不对？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儒家，其实最不讲理的就是儒家。我现在正在写一部有关逻辑的书，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讲理的工具。中国的所有这些学派，只有儒家是彻底没有逻辑的。你随随便便看中国的任何一本逻辑书，逻辑思想书，最有逻辑的是墨家，其次是道家，再其次是名家、法家，而儒家，根本就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就不可能讲理。他讲另一个"理"，是讲礼的礼，但是那个"礼"，说实在话，就是中国人分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五等永远不变，等级永远不变，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们说我理解错了，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父应该像父，子应该像子，其实他们都只从字面上去看这个。孔子讲正名，按道理正名应该是逻辑的开始，但是孔子的正名是正人的身份，你是君子，你永远是君子；你是小人，你永远是小人；你是君主，你永远是君主；你是臣民，你永远是臣民。正是儒家造成了这个不讲理的传统，包括现在的中共，按道理说，从历史上看，最初建立中共的都是反儒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反儒的，现在反过来了，中共要支持儒家，宣扬儒家，为什么？他们也终于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也就是不讲理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人的不讲理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儒家的传统，2000年不讲理的传统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了一个不讲理的政治的传统。
　　
　　例如，于丹在《论语的心得》中，第一篇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就可见这个于丹为什么要写这个《论语》心得了。把孔子的这一句话放在了书的头上，当作了整本书的核心，足食足兵民信之，有饭给你吃，当局又有强大的武装，你就乖乖的"信"吧，这不就是于丹的这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吗？之所以中国人这个不讲理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关键就在始终存在这个儒家的传统。和谐也只能是假的，我们讲和解，人们误解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被压迫的阶层，结果你提出来跟强者要和解，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受过迫害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对不对？我跟他和解，他能跟我和解吗？我愿意跟他和解，他愿意跟我和解吗？对不对？只有儒家传统的人，会绝对把权力当作禁脔，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可讲。你要是想跟我分这杯禁脔的羹，我就绝对要消灭你。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样么？父子之情都不讲，更不要说讲理。为了当皇帝，父亲可以杀死儿子，儿子可能杀死父亲。权力就是禁脔。只有在讲理形成了新的传统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这个不讲理的问题，要讲理那就需要辩论，不允许辩论的目的就是不允许讲理。这才会不让别人发言，取消别人发言的权利。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不就是因为有这个不讲理的传统么？中国历代，诸子百家，也只有墨家坚持要"辩"，而其他各家都是不"辩"，你看孔子不"辩"，包括被曲解了的老子基本上也讲不"辩"（道可道，非常道），道家讲不"辩"，法家讲不"辩"，都讲不"辩"，只有墨家，墨家要"辩"。因为墨家说实在话，他属于劳动者的阶级，所以阶级立场决定了这点。正是因此，就只有墨家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学。但是墨家的逻辑学也早就已经失传了。世界上三大逻辑，只有西方的逻辑在不断发展。中国墨家的逻辑学没得到发展，而且两千多年沉寂了。一个没有逻辑的民族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而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就只能是一个习惯以暴力权力说话的民族。
　　
　　丘岳首回应：我带了一篇文稿与会，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三次大和解的良机，就是因为政治强人的不讲理而错失。第一次袁世凯把宋教仁给杀了，典型的不讲理。当时宋教仁的思想已经完全是议会道路的，在1912年宋能有这样的思想很不简单，可惜蛮不讲理的军阀武夫硬是把他给枪杀了，这一枪把近代中国第一个初生"和解"婴儿击毙了；第二次是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劝他当"老二"，在议会里解决与国民党的政治纷争。可是一直做着帝王美梦的毛怎么愿意当老二？屯兵，积粮，为的就是独占不容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就是因为不听胡适等的讲理，国共双方打得天翻地覆，伏尸几百万；第三次就是1989年的"六四"。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十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平反其实就是大和解，令千家万户重新有了欢声笑语，可惜的是，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暴力迷信者以及部分壮志冲霄汉的学生领袖，根本就听不进知识分子规劝和解的理性话语，无愿通过对话、妥协来化解危机。和解的机缘再次被天安门的枪声击碎。
　　
　　周舵（中国和解智库成员，北京独立学者）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真相与和解为己任》，涉及的就是"和解"的话题。尤其是专制政权结束之后，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在专制政权执政期间所犯下的很多反人道的罪行。怎么去处理这些专制政权的文化遗产？我把他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就叫西班牙模式，就是当年佛朗哥这个专制统治下，所留下的很多历史遗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叫做遗忘。主要原因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40多年了，当时的这些当事人死的死，老的老，所以年轻一代也差不多把这段历史给遗忘掉了。所以他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索性让他过去了，他的好处就是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少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障碍。因为你要清算的话，一定会把老账给翻出来，就会把原来的一些旧伤要揭开，就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有一些新的仇恨会激发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是对民族转型不利的，所以遗忘有这个好处，但是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正义，正义得不到伸张。另外的一个模式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模式，就是东欧的几个国家，叫东欧的模式。东欧这个模式就是清算。把历史的老账全都翻出来之后，按照一个正义的原则去清算这些老账。那他的好处和坏处就正好相反。他的好处就是正义得到伸张，代价就是给民主转型添设了一些障碍。第三种模式就是南非模式。南非模式就是叫做"真相与和解"。兼顾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就是要所有的当年在专制政权下，所有的当事人公开地把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如实地讲出来，不要求你认罪，甚至也不要求你忏悔，你只要把你所做的事情说清楚，使大家知道当年的这些历史真相，就算完了，然后就是实现一个全民族的和解。这是一个有相当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兼顾两个目标的模式。我也觉得最好还是采取南非这个模式。
　　
　　不过南非的模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和黎鸣先生有一些分歧，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2000年的传统，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新传统。这个新传统还不仅仅是49年以后，可以在往上追溯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极权主义传统，就是阶级斗争这样一个互相对立、相互冲突的激进的革命思潮，这是中国实现和解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也顺便提一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去找一点经费来比较系统地做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大家不过都有一种直觉的很个人性的主观判断，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陈子明（北京独立学者）
　　
　　
　　1989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关于这个情况周舵可能比我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中共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当时在统战部里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里的负责人是陶斯亮（陶铸的女儿），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作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从1976年"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以后，长期被当局认为是一种反对派力量，被窃听、监控，但是到了 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统战部多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都找我参加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想要建立一些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六四" 而中断了。
　　
　　即使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今天我带来了其中的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6月4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主要是何家栋的意思；第三个是我在那个时候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
　　
　　晓波和周舵这个绝食宣言在广场上是广泛散发的。我把宣言中与 "和解"这个话题特别有关的几句话读一下："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 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宣言里还有很多很好的话，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再说一说《经济学周报》的文章。文章里头提到，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应该排除障碍、相互沟通的某些成见。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把当前的局面归咎于某种不彻底，从而再发动一场彻底的运动，不知我们的民族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我们的社会正趋向多元化，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段，社会各阶层的集团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相互并存而又存在着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保持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平衡。任何社会利益集团，都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否定和替代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把其他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和不同意见视为异端，予以彻底清除，否则就会破坏社会的生态平衡，导致利益关系的倾斜和社会的动荡。""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为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当时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而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正在对当前的事态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在对立、僵持的两个政治阵营中，却弥漫着同样的政治文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斗争哲学'。这是当下解决政治危机和未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思想障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之相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尊重人权，承认政治多元化，而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 "我们呼吁，在此最紧迫的危急关头，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主动做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我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我们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政治和解这个理念，在当时何家栋先生给我的译著《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著）写的序言里面都有所提及，里面谈到的一些想法显然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何先生这个序言的名字叫《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他说道——如果是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中间地带，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际上就是民主诞生了。这些话说得真跟金子似的。何先生的序言，在今天看也是非常完美的，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我谈谈我前些日子写的"30年前的政治和解" 这篇文章。为什么想到要用"政治和解"这个词？那是因为考虑到由我们来表述30年前的事情，就不要仅仅用当时官方的语言，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新的表述，所以我想到了用"政治和解"这个词。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我也征求了朋友的意见。我可以说出有这样两个朋友表示赞同和反对。激烈反对比如说徐友渔，他说，谁跟谁和解啊？这个你要说出。我的电影学院的一个同事却正好相反，他的工作主要是做电影批评和编电视剧，他对政治不超过一个普通人兴趣，但是他说这个话题好，这个可谈。他说因为讲到"和解"的话，他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可以面对面，不管和解在表面形式上有没有出现。
　　
　　关于"和解"的话题，我讲过几次，在三味书屋我讲过一次，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今年新春茶话会。有些人就当面给我说，"和解"这个提法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表示赞同。后来我就把它写成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这文章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面，当然有很多反对意见。网友说，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金大中，没有昂山素季，没有曼德拉，没有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那么，则没有和解。我说即使像哈维尔、金大中这些人，他们并不代表某一方的政治力量，要与当权的政党进行竞争，他们不是竞争性、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民意人心。和解是在当权者与民意人心之间进行，而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如果当权者什么时候愿意回到民意人心上来，或者用老话说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那么他们就作出了和解的举动，就出现了一个和解的行为。197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呼吁和解，也不是竞争中的政治行为，而是回应来自社会民意人心的呼声，是要求给这个社会松绑。
　　
　　丘岳首回应：其实竞争中的政治行为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有些事情说难也易，但尽人力还要看天意，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今天能够正面看待政党竞争，台湾人较幸运，他们在尝试政党竞争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而我们不幸，我们遇到了邓大人，仅此而已。
　　
　　张博树（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一个现成的目标。共产党立党之初的政治理念，就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就是根本没有宪政民主的目标，国民党有了宪政的目标，尽管打了折扣，还是慢慢地实现了宪政民主、政党轮替。
　　
　　"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是正因为他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
　　
　　梁晓燕（北京独立学者）
　　
　　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在现在可控可为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我自己更倾向于，我们需要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某种突然政治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很难寻求到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王德邦（北京独立学者）
　　
　　
　　我讲三个故事，一个是今年春节前我拜访朱厚泽老前辈，他告诉我，他曾把张博树老师写的那本宪政方面的调查报告，转给了一个刚退下来的中共老领导，并让他转给现在在任的领导人看，看看能否寻求一个沟通的途径。后来反馈回来的意见说，根本没办法沟通，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从这个事可以看出和解需要平台，从现实看来并没有这种平台；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庄园里面，有个仆人把整个庄园主的家族给绑架了，这个庄园都成了他的，不仅拥有庄园的财产权，而且对庄园主家族的生意全都控制在他的手上，这个时候庄园主肯定要想办法恢复他合法的身份，那么仆人跟庄园主的冲突是在所难免，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就在于主仆颠倒，颠倒了所有者非所有者的权利；第三个故事是我小时候一个感触，我小时候在村里面，农村那时候物资特别匮乏，村里面有一个家族特别强大，他家里生了六个儿子并且都成年了，势力很强大。根据村里的规矩，谁家的鸭子跑到田地里，任何人可以驱赶，但是这个家族的几个兄弟就越了界，就把那些"犯规"的鸭子抓来吃了，而大部分村民就靠鸭子换几个钱供养孩子读书。有一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联合了十几个堂兄弟，把这个家庭跑道稻田的鸭子抓起来了，这个家族几兄弟就打到我们门上来了，我们堂兄弟齐心协力、共同迎战。村里人一看有人跟这个霸道的家族干上了，全体村民站到我们后面，为我们呐喊助威，这个六兄弟就变得很恐惧，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我们个家族冲突了，双方和解了。后来我们考学出来了，他这个家族对我们更是客气。根据这三个故事，我可以概括我对"和解"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冲突是官民冲突，官民冲突的根子是权利颠倒，公民跟政府颠倒的秩序，公民委托的政府反过来驾驭奴隶公民。我觉得和解在现实中是必然的途径，不论是早晚必须要走，但是和解不仅是个理念，而且要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我们十个兄弟联合起来，跟那个强大的家族干一架的话，他们才不会和解呢，一样会把我们的鸭子抓过去吃掉的。和解要有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是潜在于广泛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良知，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力量是广泛存在的，它的巨大是不可估量的，我觉得崔卫平老师那种忧虑可以理解，不过我觉得要看到民间的广泛力量。
　　
　　李和平（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德邦先生的讲话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例如，最近因为胡佳被抓了，涉嫌的罪名叫"煽动国家颠覆政权"，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辩护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想通了，就如德邦讲的，我们这个大庄园里面，主仆的关系颠倒了。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就是这些股东的，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当然对公司拥有经营权，股东的所有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就是"主权"，经营权就叫政权，人民对国家所有权就叫主权在民。这里面就涉及到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第一个概念就是人权，第二个是主权，第三个是政权，这三个权力，应把关系理顺，首先是人权，股东首先有了基本人权之后，才享有对公司的所有权，有这种所有权之后股东才能经过一定程序任命这个公司的管理者，运作这个公司叫政权，而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类似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批评，经营者反而说你颠覆了公司经营权，这个和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根本的冲突，不是被罪名追诉的人有罪，是这个罪名本身有罪。冲突与和解，是谁与谁冲突，冲突的主体是谁，如果和解的话谁与谁和解，和解有没有前提，这些东西都需要弄明白，否则就没有办法深入探讨。
　　
　　杨光（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广西独立学者）
　　
　　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有些冲突还没有达到和解的这个道德阶段。当下最主要的冲突当然是执政集团和民间社会的冲突，还有民族的、宗教的冲突，跟台湾之间还有统独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按照我们传统解决冲突的模式，实际上咱们就讲1949年以来，那么基本上是一种，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斗争哲学的模式。从这些年的反对运动经验看来，民间的反抗模式没有走到一条很好的道路，例如民运实际上是逐渐被边缘化，说明这条道路至少走的并不好，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要想一想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尝试其他的方法，尽量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民主转型它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不可能通过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来实现，因为它这种统治方式是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个剧变来把这一切都天翻地覆，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那么肯定主要的方面是要靠和解来解决的。我不认为秀才遇到兵就不用跟兵讲理，实际上执政集团自己也在裂变，它的主流的声音也会变化的。可以想象，难道他们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吗？难道他们还能用他以往的方法能维系很多年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此只要有这么一个迹象，我相信在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那么他们看我们的态度，看我们这些批评者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要埋葬它，是要把它消灭掉，还是准备和他一起达成某种让步和妥协。周舵老师介绍了三种，一种叫遗忘，一种叫惩罚，一种叫和解，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和解是一个至少可以尝试的思路。因为以往的那种反抗方式，除了在短期内让我们自己受苦以外，可能做不出太多的事。至于谁跟谁和解，这应该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和解的主动权掌握在强大的对方手上，那么我们能不能先亮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跟他和解，那么当他发生某种改变，在这种时候他会考虑，我面对的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打交道的，如果它觉得你是置他于死地的话，那么他不会跟你打交道，是不会跟你和解的。中共体制内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还有一些主张逐步缓和的，而且随着局势的变化，后者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应该给温和派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那么他势必和他里面的强硬派去结盟，而把我们撇在一边，使得反抗道路更加艰难。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做到唤醒民意，如果我们把民意喊醒了，我们也有资源，除了公共权力之外还有别的资源，民意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应该去开发、去争取。你说的主动权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别人手中，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都应该是积极主动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显示我们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直接谈判。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追求和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拿来出能力和智慧来主动往前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刚才崔卫平老师说我们没有甘地，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昂山素姬，没有哈维尔，我自己以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灵魂人物。在座的刘晓波老师、陈子明老师就是前一辈的灵魂人物。余杰、王怡假如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话，也同样有希望成长为灵魂人物的。滕彪、胡佳、陈光诚这些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灵魂人物。我们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我一直看不上那些动不动就想当总统的年轻人，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民选总统，你没有民意基础，不经过全民公投，有什么资格当总统呢？！
　　
　　刘晓波（北京独立学者）
　　
　　在我看来，民间建设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六四之后，我经历了19年的整个过程，现在中国的民间空间跟1990年代不可比拟。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没进步，你不能说共产党没退让。例如今天下午，北京就有10多个民间的讲座，一代一代人的代价累积到现在，民间的空间跟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社会进程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没法跟东欧比，东欧的所有政权在一开始在民意中就没有合法性，中国现政权1949年是主流民意选择的共产党。在波兰，很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完会之后都要进教堂，90%以上的干部是天主教徒，他那个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民间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我们能看到每年都有新的人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不和解，我们就要强调和解，因为民间没有别的东西，没暴力，没有强力机关，就只能强调道义，否则的话强调什么？
　　
　　我曾经反复讲过，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否则你跟人家怎么斗？别眼睛总盯着官方，也不能光强调你有勇气你有道义，你必须考虑你组织一个群体行动的后果会怎么样，否则每一次大的事件来了，只要官方强力镇压，整个民间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这些年在对付民间反抗力量方面，由于顾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经玩得越来越精细。而在官方越来越顾忌到政治成本的时候，民间就有空间，现在的民间空间就是这样慢慢的点滴积累出来的。不能着急，中国的事是特别漫长的。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完全的清算？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600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
　　
　　中国的变化伴随民间的从无到有，没有民间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便民间反对群体，也不像九十年代那么寒酸。像维权律师群体中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从收入上都是中产。再到江浙到广东去看，当年全部是农民，现在资产上百万的上千万的人有的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民间社会自身的改变和提升，来推动这个制度的进步。
　　
　　有的时候感觉到共产党统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灭绝，就连当顺民也不行。到了邓小平时代，只要你不公开挑战，你私下里爱怎么说都可以，甚至公开挑战没到一定程度他也不理你，这就恢复到一种传统的独裁方式了。而且现在共产党很精明，他的很多做法让我都有点看不懂。例如赵岩从监狱放出来后，还在纽约时报当新闻助理，共产党两会期间，官方给了纽约时报两张采访证，一张给纽约时报的北京站负责人，另外一张就给了赵岩。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那是刚放出来的刑事犯，就跟纽约时报上人民大会堂采访去了；例如滕彪被用那么野蛮的手段绑架，但是他在大学里的教职还保留着。所以民间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在民间离权力还非常遥远的时候，不要总去琢磨官方怎么样，应该着重民间自身的建设。民间建设得更健康更完整，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往前走。
　　
　　现在，官方镇压的残酷性确实在下降，1998年打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全国抓了二三百人，光判刑的就有四五十人，十年以上刑期的多达十四人。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现在的体制内单位，要开除一个像张博树这样的学者，都可能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把人权写进宪法是一种作秀，是一种伪善，那么我说一个独裁制度它伪善了就是走向为善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写在宪法里。所以不能太悲观，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看到民间力量在慢慢地在一步一步向前走。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说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达到组织化的程度，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网络签名信，每一次签名信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另外你知道起码在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圈子，有法律界圈子，记者圈子，异见人士圈子，学者圈子，草根维权圈子，艾滋病维权圈子，环保维权圈子，等等，这些圈子里面的人都有很多交叉，在这些圈子里举行各种座谈会，就是带有一种准组织化的行为，只不过是没有搞政治组织。
　　
　　只要你坚信你所坚持的理念在道义上对的，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没必要对这个国家这么悲观。例如官方不提和解，民间不可以提吗？官方不提什么，民间就得提什么，和解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两天就能达到的东西，需要反复讲。正如人权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到二十一世纪，官方也迫于压力把人权写进宪法。
　　
　　丘岳首回应：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你先把今天的共产党设定成"狼"，问题就卡死了。晓波刚才讲到，共产党内部已经分化为人各有志的非常复杂的共同体，他们内部的理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当年的同学不少已经是体制内的高官，尽管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同，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基本上是想似的，很难说有很大的差别。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今天才要来推广政治和解的观念。我个人很赞同晓波刚才讲的，对于和解的达成，别着急，必须慢慢地来。和解当然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才具有和解的可能，但这种条件需要创造积累。
　　
　　张博树回应：
我们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我们过去存在60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既不符合现代发展潮流，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规范，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现在来看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成功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叫做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来达成和解，可以另外加以讨论。
　　
　　黎鸣回应：刚才博树的补充很有意义，"和解"这两个字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的的确确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因为被统治者实际上永远就是求得和解的一方，不能和解的恰恰就是统治者。像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就是统治者不具有那种交往的理性，他们也在恐惧被统治者，害怕权力被别人夺去。所以你的有些讲话虽然根本就没伤害它，然而执政党却把它放大得很大，似乎这就是你要准备推翻他了；所以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就有这种不讲理的传统，对一个不讲理的文化传统来说，上下没法沟通，永远不能沟通。例如维权律师经常被抓捕，就是这种传统的当代后果。律师是用嘴而不是用刀枪走上法庭，而且引用的还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但是统治者不讲理，把讲理的律师给抓起来，这真是让中国政府大丢脸的事情！
　　
　　刘晓波回应：刚才黎鸣说官府不讲理，民间也有不讲理的时候。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六四以后，我常年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跟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也没互相对骂过，但是有些异议人士却很容易和警察发生冲突，对骂甚至发生互殴。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我向来就主张，我们面对的警察，脱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周舵回应：对于警察，你要对他有一个真切的了解，警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专制工具，你不能因为他们是专制工具就不把他当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跟你一样的，你一定要把他当人看。对任何人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哪怕是你的敌人你也必须要把他当人看，否则这个人道主义的基础就彻底没了。任何一个政府不管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必定要有警察职业，这个职业在专制政府里相当多的时候也是用来维护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府，警察就没有这种能力。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工具，你要学会启发他和教育他，而不是和他对骂。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好像我"和解"仅仅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或者是针对政府的，或者是针对什么官员的。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讲和解是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严重的病症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和解，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它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为了要治这个病才开出这样的一个药方叫做"和解"。我们这个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社会，我们辛亥革命之前也是专制社会啊，那个社会是这样一天到晚在煽动和鼓励仇恨吗？从哪里来的这套东西，就是那个叫极权主义的东西。这个极权主义可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这个极权主义就是两个类型，一个是纳粹主义一个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纳粹是把一部分人如犹太人划出人类之外，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把一部分种族，定义为劣等种族，把他们不当人看。共产党是把一部分阶级定义为不是人，可以任意地对待他，这个东西是20世纪之前没有过的东西，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也没有天天煽动要仇恨。我们一定要扭转这样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仇恨文化不是说一下子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构造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如刘晓波和我起草的《62绝食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用站在政府对立面那么大声地公开地喊出"和解"这样的口号。
　　
　　程海（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觉得你们一边倒地赞成和解，我来讲讲反对的意见。掌权的那些人和不掌权的人，对待和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掌权的人是不会跟你和解的，和解只有通过斗争取得的，武力战争之后才可能出现和解。商品买卖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真才实货你会报价吗？所以你要有资源跟别人和解，否则也就是一种乞求而已、梦呓而已。因为我们经济力量民主力量民生力量市场力量都不断在壮大，必然会产生一种政治的和体制的要求，掌权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往前推进改革，我们只是想快一点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掌权者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不执行，在很多领域，大量的行政者公然违法。我们要用我们公民的力量去监督这些人，帮助那些执法者养成民主法制的习惯，为以后的民主化做好基础，否则民主化来临了以后也是乱七八糟。没有资源提出"和解"别人是不理你的，只有来监督他、督促他。民主和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制民主就是空的。在执行层面，民主和专制都应当是一样的，就是服从或严格执行法律，区别主要在于立法或决策程序上的不同，民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中国现行的民生、经济类的法律制度基本是国际接轨的，他们要占到这个法律体系的70%以上，但执行的情况很差，掌权者自己违法的情况严重。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广泛树立公民意识，是公民履行公民义务，最主要公民义务我认为就是监督依法行政。掌权者和公众都要养成遵守法律的民主习惯，他行政违法你不去监督，是纵容违法和也是不遵守法律的行为。目前上上下下都缺乏法制的理念和习惯，民主其实离我们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还是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然后是公民广泛参与监督依法行政，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题目应当是"公民、监督、共进"的理念，" 和解"没有现实基础，非常空洞。
　　
　　陈天石（北京独立学者）
　　
　　和解，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推广。就目前的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义与不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道路，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和解的可能。我现在是基督徒，对共产党没有什么仇恨，对李鹏也没有什么仇恨，但是这个民间社会是一目了然的，黑恶势力是存在的，他们不可能主动站出来和解。我只能求神怜悯他们也怜悯我，我会为此祷告。
　　
　　刘晓波回应：我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例如，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提出的几个施政口号，他们也特别希望提出来一个口号既能讨好西方社会，又能讨好中国的民间社会，所以说口号提的特别乱，江泽民想到最后想出来一个"三个代表"，你可以说"三个代表"这个口号扯淡，但是它一旦有了这个理论，民间的空间一下就撑开一大块；你说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 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周舵回应：接着晓波的话来讲，我觉得不应对制度采取非常单一的视角，就是所谓道义的视角，你只是从道义上给它下了一个道德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非常不道德非常不人道的制度，但是对制度应该还有其他的视角，起码你还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就是知识的视角认知的视角，就是他们建立起这些制度，你是不是考虑当时处在他们的认知水平，由于他们的一些认知的错误导致建立这个制度，这个视角恐怕也是不可少的。还有一个视角历史的视角，人都是有理性局限性的，假设把我们设身处地回到那个时代，放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环境里头，我们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你如果有这两个视角的话，那你对这个制度恐怕就不是说水火不能相容的态度。
　　
　　滕彪（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于"和解"这个概念，我同意周舵和崔卫平老师的看法。我们用和解来对抗的是宣传暴力，制造仇恨；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宣传体系或者思维方式。我们今天谈和解，肯定是在中国民主化这个语境之下。在民主化转型之后，周舵老师总结了三个类型，一个是遗忘，一个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另外一个是清算，我个人最欣赏的就是南非的这种方式，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解而是真相与和解，和解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真相，所以我觉得我被南非的那种方式说服了，真相对于重建一个民族的这种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南非就说给你一个期限，你在旧的政权下你杀了人、作了恶，你要说出来，用真相来换取宽赦，如果你到了那个期限则不去把真相说出来，还是要审判的。和解不是和稀泥，全民遗忘，糊里糊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尺度，不是说和解就是以前所有的这些旧政权里面，犯的罪不管轻重全都不管了，然后大家和平转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类似南非的这种方式，用真相来换取和解，换取一个宽恕。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陈子明回应：我提个问题，不做发言。假定大家都认为"和解"是一个具有正确性的口号，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口号，我们有很多口号，那么这些口号还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像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的我们现在需要有"抗争"，那么"和解"和"抗争"这两个口号，它们有没有一个互相抑制的作用？或者说谁摆在前头，谁摆在后头？或者说某一个口号应当在某一个阶段提出来？"和解"在现阶段是不是一个最适宜的口号？
　　
　　周舵回应：我回应一下，和解的对象到底是谁？是对人的还是非人的？非人的可能是对文化的思想观念的，制度的等等，对吧，那么你如果和解的对象是人，那和解一定是双方面的，对方完全没有回应，就是要仇恨你，就是要镇压你迫害你的话，那和解从何谈起？如果是这样你当然要抗争了，当然我的态度可能不是特别基督徒的，这是非常人性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认为和解就是针对这个社会的严重病态，就是它那套政治文化、它的集权制度。
　　
　　刘晓波回应：子明的那个说法，想找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找到用来整合民间的口号性的东西。以反抗为主还是以和解口号为主，我想现在在民间社会找到这种共识非常难。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民间足够多元化了，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例如中国和解智库就是把和解的口号变成一个公共性话题，让它进入公共领域，使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能接受。另外，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90年代末之前，中共党内主要的不同声音是左派发出的，邓力群等老左派跟江泽民较劲，最后《当代中国》杂志叫江泽民一怒之下就给封掉了。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维权律师群体大多自认为是民间的，实际上也是体制内的，你领了律师执照就证明你认同了现行的法律体制，你要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你连执照都不会领。即便你心里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但你领了官方发的开业执照，你就是实际上承认了现行法律体系。最近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案子，网络炒起来之后，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就跟着上，最好这个县太爷丢了乌纱帽。以后县一级的官员再想制造这样的文字狱案就得小心点。当时西丰案出来之后，连新华网都连续发了两篇时评，而且都是新华网首发的，显然是内部的人写的，这些事情你有的时候都感到很吃惊。其实言论空间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等都有这种人才在，他一旦抓住一个空间他就可以往上顶，这就是一种社会性力量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
　　
　　范亚峰（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首先我觉得和解概念需要比较清晰的梳理，我认为，和解在当下主要定位为"政治和解"比较恰当，这样的话概念比较清晰，比较简明。就像刚才崔卫平老师讲的，政治和解必然和历史有关、与合法性有关，所以和解从某种意义上就涉及到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面向未来的，如果我们不预测未来某一天要处理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探讨和解的必要。我觉得争论和解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必要性不是太大，如果说面向未来的话，对一些问题的梳理和处理的方案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应该说共产党从1921年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历史上的罪孽深重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也不是一个弯腰鞠躬能够化解得了，无数的家庭都受到了这个集权制度深刻的伤害。如何处理共产党造成的历史伤痕，对"政治和解"这个问题的思考越成熟越恰当，越可能成为未来主流操作的方案，中国民主化的速度可能会因此加快。现在当权者不仅恐惧丢钱丢位子，还恐惧丢命，不仅恐惧自己，甚至恐惧自己孩子的前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如何处理各种历史问题，是未来和解智库和社会公众讨论问题的方向。我建议除了概念的梳理之外还有和解理论、和解文化的建设。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个问题是要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历史的罪债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反右的问题、大跃进问题、大饥荒问题、文革问题、六四问题还有当下的西藏问题，还有法轮功问题，这些问题超级敏感，实际上真正把这东西讨论到位了，形成一个比较恰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正因为直接触动所有人关心问题的神经，比如说伤害的和被伤害的，作恶的和承受作恶代价的两个群体，这样才不会使和解问题留于空谈，逐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模式，比如说就像周舵老师所讲的三个和解模式，我认为这三种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探讨的是，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模式，但是一定要充分探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民意，就是关于和解的操作的模式，我觉得具体的方案是服从于这种模式的，所以说我们有关模式的选择，是和解与和平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
　　
　　和解在我看来与和平转型直接相关，所以我认为我的排序是和解概念我把它等同于和平转型概念。其中有三个要素：第一位是公民维权，以公民维权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间资源规则的积累，第二个是宪政治理，中国现有的问题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迫切需要形成一个独特的角度，否则很多问题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比如说环保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均缺乏相应的符合法律和民主原理的宪政治理模式。现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认为它基本上分两种博弈，一种是合作博弈，还有一种不合作博弈。公民维权运动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资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甘地的思路，强调"非暴力不合作"，不合作实际上是被边缘化，被边缘化之后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收效甚微。和解理念跟公民维权运动的之所以一致，因为二者都是一种合作博弈。甘地理念在中国过程中，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政权的独特性，他首先是讲力，就是不讲理，其次才是讲理，什么时候讲理呢，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才突然变得讲理了，所以说合作博弈具有非常复杂的形态。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张博树回应：根据共产党的构成以及传统的政治智慧，已经不足以驾驭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当今的社会转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逐步解构和逐步建构的过程，解构的是它传统的东西，建构的是建立民主制度，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一个界限。西藏问题出来以后，大家看到中共仍然在沿袭他们传统的方式试图来解决，结果越来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体制外的建设性力量，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前瞻性的设想，拿出一套甚至是几套可供比较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也是和解智库应该做的一个带有操作意义的、可行性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去做，而是应当有很多人很多团队去做。
　　
　　周舵回应：亚峰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我听到不少的主要是年轻人在提这个口号，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确实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食洋不化的问题，就是把完全不同的当时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的带用到中国，这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印度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英国这样的文明政府，这跟我们惯于使用暴力手段的，动不动就要灭掉你的政府是不一样的。其次，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对的。
　　
　　段振坤（三民主义研究者，民间思想家）
　　
　　
　　我认为"和解"是个很正确的方向，和解也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和解是一个建设性的议题，可以导致良性循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都是恶性循环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这个民族导向良性循环。通过这次台湾选举，我们能够感受到台湾已经走向了选举政治的良性循环。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和解理念，很多事情还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会出现族群的撕裂。和解这个议题应当放到文化的范畴里，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习惯于通过和解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
　　
　　孟源新（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把和解作为一个口号，作为和平转型的一种途径或者是一种手段的话，我个人认为目前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觉得从1949年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中国民众受到的苦难感悟太深刻了，即使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还没有体会得到。我比较怀疑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提出来的这种和解的口号，很难说这种观点能够代表或者代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心愿。当然我也希望社会转型的方式是和平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中国转型再次经历一场非和平的方式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更大的灾难，我觉得凡是有一颗中国心的人，都尽可能避免以非和平的方式实现问题。
　　
　　周舵回应：我不太同意刚才这位先生的说法，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有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疾苦和苦难都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根本不了解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间出来的，我曾插队7年，天天跟农民在一起打交道。我所推崇的南非的和解模式，它也是有条件的和解，是真相与和解，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些犯有罪行的，做了坏事的人，你要把你做的坏事你的罪行要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是国家补偿，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受损伤的这些人，国家必须要有补偿。总而言之一个是说有条件的和解，另外就是说这些条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国家要有一个整体的安排，这个安排其中包括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和解。如果提出的是不可实现的条件那就不是和解，那是以和解为名的勒索。
　　
　　刘晓波补充发言 ：
　　
　　
　　对于中共高层，要是指望他们主动在政治上撕口子很难，但是一旦有一个大的突发事件，谁都很难说这个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出现，当局已经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过程，当大形势到了，不排除当局可能被动地顺应民意。例如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江泽民也想象邓小平那样能够钦定自己中意的接班人，但大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他也就只能接受胡锦涛。江泽民都没有权威指定接班人，胡锦涛就更没有这个权威。为了建立进退规则，不是按照选举，而是按照年龄划线，这带有点玩笑性质的，就是说人事上的安排摆不平了，就按年龄卡，比如说曾庆红超过3个月就下了，而贾庆林差5个月不到就还在台上。这说明党内的人事安排必须谈规则，那么他们这些寡头之间谈规则，他们内部达成妥协之后，民间的空间就会放大。
　　
　　再说到台湾的问题，马英九上台了，如果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除了经济上三通之外，走得更远一点，向中共提出新三通，先通媒体，资讯通，胡锦涛的讲话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可以全文发，我马英九的讲话可不可以在你中央电视台播，一两家媒体播也可以，只要是中国言论自由能够有突破，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如果敢于继续跟大陆打民主牌，提出"民主统一"你中共接不接这个球，反对陈水扁还有民族主义的基础，你反民主你有什么基础？马英九5& #8226;20就职之后半个月就是"六四"了，台湾还会搞纪念活动，看马英九去不去，如果马英九作为总统去了，他提出我还要纪念"六四"，胡锦涛怎么回应，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丘岳首补充发言：
　　
　　
　　我刚去台湾观摩大选，近距离感受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民调显示已经是70%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态度。他们希望大陆民主化，因为大陆民主化对他们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打压和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还并不是完全死了"中国心"，因为另立一个小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好事。我几次问他们，什么情况下你们愿意考虑统一呢，回答几乎一致强调，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大陆尽快民主化，从价值理念上拉近距离，否则的话，两岸渐行渐远，谁也阻挡不了。
　　
　　再回到亚峰刚才的讲话中来，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思考，第一是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已经形成初步共识，和解这个概念可以来放大推广，那么作为一条新的路径未来如何来走，譬如非暴力合作的管道如何来尝试探索。二是亚峰建议我们集中提政治和解，我本人持赞同态度，这是考虑到民主化的急迫性。我也留意到一些提法，包括政治和解、族群和解和社会和解，各个层面都有一些不同，族群的和解，主要是包括诸如汉藏等民族和各社会阶层的和解，社会和解就比较宽泛，杜光老先生最近文章中就多用社会和解这个概念。我们都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急迫性，可以更集中提政治和解。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物件器皿上即硬件方面，中国已经很有现代化气息了，我们已经积累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政治民主化这个最后门槛一旦跨过去，中国就进入到现代化文明国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是大陆民主化急迫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经济实力、制度这么落后的国体，是免不了要与文明世界的利益和价值理念发生大量的冲突的，你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响也很难让人家放下心来。集中谈政治和解，并不是说我们忽视文化的问题，文化问题相当大，但文化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来解决。当然也不是说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民主化只是有利于从快解决我们现有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也有利于解决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应暂时集中精力在推动政治和解方面做些工作，我觉得必须由政治和解作为突破口，以此来带动全面的社会和解。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社会的全面和解相对比较容易。
　　
　　杜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近几年来，媒体和民间经常讨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说明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期盼。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见解。从中国社会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贪官恶吏和受他们欺凌压迫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基层，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们不但身受欺压，而且往往在申诉冤情时，还遭到蛮横无理的打击与镇压。近几年来，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迫切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由于许多律师的介入，维权群众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他们力求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讨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报之以暴力镇压，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和谐可谈呢？
　　
　　近20年来，许多党政官员利用特权，贪污受贿，聚敛财富，成为亿万富翁。与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上不断积聚着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些不但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且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缺乏公平的怨恨，对身受欺凌的愤怒，对暴力镇压的反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生活在弥漫着怨气戾气的环境里，人们很难和睦相处，同时也充溢着不安全感。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原来对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很理解。经过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体会到免于恐惧的可贵。虽然我的遭遇在55万多右派分子中属于比较好的一类，患难中有许多好人相助，但是，作为"地富反坏右"的第五类"人民公敌"，我内心里却深怀恐惧，提心吊胆，唯恐会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挨批挨斗。从个人的体验，我联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社会的重大意义，特别是经过这十多年的观察、思考，我进一步认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于匮乏，生活没有丝毫乐趣，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进入2008年，有两件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是《法人》杂志于1月1日发表记者朱文娜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揭露了西丰县的黑暗面。西丰县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到北京来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的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人员，在市郊湾坝村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堵塞公路，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恰好路过，车子无法通行，他便下车，拿出手机想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结果被城管人员拳打脚踢，伤重而死。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如实报道新闻，一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不公进行干预。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惧，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虽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在人们心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很难平复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责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郑恩宠、陈光诚因仗义执言而被判刑，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亵渎，对社会和谐的嘲弄。近几年来，滥用政治权力、制造恐惧的新闻时有所闻。:如：广州市天河区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区李秉浩先后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当地的城管人员打死；孙志刚平白无故地被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又如"处女卖淫"事件，好几起"杀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摊贩随时担心着城管会来没收自己的货物；小企业主为频繁的检查收费而胆战心惊；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滥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那些贪官恶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才造成了遍布社会的冤假错案和人们心头的恐惧感。所谓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贪官恶吏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限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机制，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压迫民众，谋取私利。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虽然是一个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执政党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当前来说，要克服各种破坏和谐的因素，扭转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要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来压迫剥夺民众的冲动，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二是提倡宽容、和解，用宽容的精神来化解各种矛盾。近年理论思想界和新闻界对加强监督问题论证较多，现在需要大力弘扬宽容与和解，营造宽松的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
　　
　　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的"仁"的学说，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都包含着宽容的内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也表达了执政者对民众宽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也都是宽容传统的继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宽容精神的经典表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宽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政时所展现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执着和热情，对反对他的那些政客的宽厚和大度，都表现出他的宽容精神。在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阳光，享受着虽然有限却十分难得的宽松民主的生活，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图景，都得益于胡耀邦的宽容精神。可见，领导人的宽容精神对于社会和谐，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对目前的当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宽容的精神促进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实现和解，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1、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像台湾对待"二二八惨案"、韩国对待"光州事件"那样，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这样只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2、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3、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凡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平反，并给以一定的补偿；对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绳之以法。4、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对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导思想上要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五十年来，由于劳教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它已经成为非法惩处无辜公民的黑监狱，构陷平民、榨取财物的恶劣手段。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几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取消这个罪恶制度，认为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执政党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个呼声。6、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欢迎他们回来参观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他们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建和谐社会。
　　
　　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施行宽容政策，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是解决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同时，也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它将会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因为这将会损害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会顽强反抗。但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因为权贵集团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缩不前。在权贵集团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民宽容还是对权贵宽容，也不存在通融的余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党权政柄的领导人能够认清孰轻孰重，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做出明智的抉择。
　　
　　 2008年4月6日发表
　　
　　冲突与和解网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首发

这封呼吁信说明了什么？

动员起来，抗议蒙昧的宣传，我们需要直抵人心的叙述，需要有力道的行动能力。"A good newspaper, I suppose, is a nation talking to itself. "by Arthur Miller 1961.据说报纸是一个民族与自己的谈话，当公众对于主流媒体的话语都失望的时候，怎么办？


人民告慰人民

也许，你看够了电视中领导接见受灾群众的镜头。也许，你不再对做秀感到新鲜。也许，你厌烦了多难兴邦的说词，广场上没完没了的宣誓。也许，你在大汗淋漓地做着救灾义工的工作。也许，你已经捐出了你可以捐的一切。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写一封信，写些给灾民的窃窃私语吧，把这封信夹进你的捐助中，或者交给我们，这封信会送到沾满灰尘与血迹的手中！

 也许，你的孩子压在劣质工程倒下的教舍而死去，你难以抑制愤怒与无奈的悲伤。也许你在水泥柱的重压下中苦等了一百多个小时，靠雨水活了下来。也许，你刚刚截完肢正在抬往医院的路上，也许你是一个为班上的孩子久久哭泣的老师，曾梦到未能救出的孩子在梦中呼喊，也许你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全家在午睡中前去天堂，而闲不住的你因为在田中劳作而幸免，也许你是一个失去心爱人的男人，也许你是失去顶梁柱的女人。

  你会收到一封信，是远方的一个陌生人写给你的，他与你同悲哭，他与你同承受，他日夜不安！

 今天，我写信。这不会让我安宁。太多的生命逝去了，还有生命在去天堂的拥挤路上

。书写，改变不了灾难，书写无法慰藉我的良知。但是书写，能告诉你，我爱你，那把你心撕碎的痛也在切割我的心。

   呼吁：发起一万封信行动，让人们给灾区写信。老百姓给老百姓的信。

 人民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个个体。人民这个词被上千张肥嘟嘟的嘴提到。被一张张报纸所代表。今天我们却仍要用这个庄严的名词。人民是老百姓，是老乡，是大娘。是你，是你，是你。

让人民告慰人民。

提议：大家用手写信，不要用复印机与印刷机，每一封信都是唯一的，每一个生命也是唯一的。

我们不写虚假的甜言蜜语，我们不写谎言，我们不写那空洞的民族国家大团结。我们只写真言。我们是良知的共同体，空气中的腐臭不能侵蚀我们的心灵，灾难也不会让人心麻木，妈妈，你不要呆呆望着孩子的尸体，你回来，生命是值得留恋的，因为生命永不停息，没有一个生命是汪洋中的孤岛，我们的命运早就注定在一起！

写信吧，把信夹进一切可以送到灾民的物品中，他会用颤抖的手拿着索索作响的信纸，他的泪水是上苍悲悯的雨……一封信没有多少重量不会占据我们宝贵的救灾份量。

但信就是信，信守我们救助到底的诺言。信就是信，生命会重新获得尊严的信心。信就是信，信仰真实与同情是挽救民族的唯一之路。

 

                      （翟明磊５月２２日起草，供一万封信行动呼吁）

台灣大學對新政府的建言 外交兩岸篇
文∕張亞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前言

自1949年起兩岸分治，「外交」與「兩岸」自然成為競爭的場域，迄今從未停止。2008年3月22日開啟了新的契機，副總統蕭萬長在「博鰲論壇」中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胡錦濤也在4月的「連胡會」中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馬英九總統對於這兩項十六字箴言都給予高度肯定，認為這是開啟兩岸關係新頁極為重要的方針。

1992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開啟協商，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兩岸關係再度陷入停滯。之後，兩岸在外交上互撒金錢、烽火相見，台灣並藉民主的選舉機制與舉辦公投來強化台灣主體性與大陸的「異己認同」，兩岸除了民間交流持續外，兩岸關係幾無改善，台灣也因為八年的執政無能而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

兩項十六字箴言可以「擱置爭議、經濟優先」為代表，從馬英九總統競選白皮書、內閣整體佈局與海基會的董事長人選來看，台灣準備以「九二共識」為原則，重建兩岸經貿交流秩序，外交上準備「外交休兵」，為兩岸塑造一個和平發展的前景。

就短期政策而言，新政府的兩岸與大陸政策非常務實，值得高度肯定。然而，站在建言與期許者的角度，希望在大方向上為未來的兩岸與外交政策提出若干淺見，以供新政府參考。

二、原則性的問題

（一）兩岸可否永遠地「擱置爭議」與「維持現狀」？

歷史是不斷地前進的，「維持現狀」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名詞，在真實的世界裡從來不存在。兩岸自1949年起分治，從中國歷史來看，政權間的「雙贏」幾乎不存在。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人民」或許可以「雙贏」，但是兩岸政府的存廢最終一定會有一個結果，或是統一，或是台獨。不論結果為何，絕對不是目前現狀的維持。因此，如果「維持現狀」並不一定利台灣，那麼在國家的整體戰略設計上，我政府應該積極尋求創造有利的條件。

（二）我政府目標是「求贏」還是「求和」？

冷戰時期，我政府於兩岸競爭仍有「贏」的企圖，期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是隨著台灣民主化、政黨政治的發展，「台灣主體性」已經成為主流認知與朝野政黨共同接受的立場，與中國大陸的「離」（分離）與「和」（和平相處），成為兩股主流民意，「維持現狀」為朝野的最大公約數。反觀中國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是對台政策的主軸，以「和」為手段、「統」為目的。

在兩岸未來的進程中，中國大陸有「贏」的企圖，而台灣最多只有「和」的目標，而已無「贏」的打算，甚而缺少「贏」的信心。換句話說，台灣目前僅求「偏安」，僅有「經營大台灣」之心，已無「躍馬中原」、「建立新中原」之志。

「觀念決定目標，目標決定戰略，戰略決定戰術」。兩岸「一方求勝、一方求和」、「一方進取、一方防禦」，彼此目標不同，自然影響到兩岸與外交的戰略選擇，因此，蕭萬長與胡錦濤兩人十六字之間雖然有些文字上相同之處，但是其內涵、精神與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三）「雙贏」的定義應是甚麼？

如果接受兩岸不可能「維持現狀」的邏輯，那麼就應該接受兩岸最終會分個勝負的論述。首先界定「贏」的定義，在21世紀的今天，應該把「贏」界定為整個中華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而不是狹隘的「主權統一」、「領土統一」或是哪一個政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勝利。前者才是「雙贏」，後者只是某個政權的「單贏」。

在這個原則下，台灣當然要追求「雙贏」，而且要有「雙贏」的策略。不論台灣自我界定為世界的一員，或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對於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而言，台灣應該有與中國大陸進行「制度」與「價值」之爭的情懷與使命，讓中國大陸的社會更開放、自由與公義。

但是持平地說，這幾年來台灣不僅早就沒有「統一中國」（單贏）的雄心，也喪失了「雙贏」的格局。「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原本是台灣引以為傲的成果，但是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將「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做為防禦性的工具，而不是進取性的訴求，「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只是成為政治人物拿來凸顯與中國大陸之別、之異的理由，更用以作為「台灣主體性」的立論依據，為「異己認同」的依據。

近年來，「台灣主體性」成為朝野的共同語言。但很遺憾地，這個「台灣主體性」並不是建立在經濟繁榮與榮耀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敵視中國大陸這個「他群」之上。在媒體與政客的操弄下，台灣已經失去了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關懷，取而代之的是輕蔑與敵視。

政治人物自陷於選舉的迷失，以「台灣優先」或「愛台灣」導引人民的認知，這種幾近於民粹式的訴求，更進一步窄化了台灣人民的格局。「格局決定結局」，台灣如果不改變對於中國大陸的心態，不僅沒有「雙贏」的機會，更無贏過中國大陸的可能。

三、觀念上的選擇

（一）戰場在「國際外交」還是「中國大陸」？

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是主權與國家利益的競逐場域，依靠的是實力。傳統上，外交工作是捍衛與爭取國家的主權。

兩岸關係特殊，既非國際關係，亦非國內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目前無論在政治與經濟實力上均超越台灣，是個崛起中的大國，因此，選擇與中共在國際間競逐並不利於台灣。台灣主流民意的另一個思考是希望能夠獲得美國的支持，但由於美國也是將自己的國家利益置於首位，因此台灣的前途必須取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思考之下。因此，如果台灣將「外交」做為主要的戰場，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這幾年，無論是「烽火外交」、「衝撞外交」、「迷航外交」，均讓台灣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礙於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上的影響力，美國協助我突破國際活動空間的功能也將受到侷限。

縱觀全局，對於台灣最有利的選擇就是將中國大陸做為兩岸競逐的戰場，如果戰略正確，十三億人口可以成為台灣的支持者。在兩岸事務上，「權力」變得更多樣化，而非如國際間多以政治、經濟或軍事做為權力的衡量標準，影響兩岸權力最大的就是「人心」。誰能夠得到大陸的人心，就得到了真正的「權力」，能夠在兩岸競賽中獲勝。

因此，如果將「兩岸」與「外交」比喻為一輛前輪帶動的車輛，那麼，前輪應該是「兩岸」，後輪是「外交」。李登輝政府後期與陳水扁政府八年，在戰略場域選擇上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將「外交」做為主戰場，而忽視在中國大陸戰場上「人心」爭取的重要性。

（二）「追求安全」還是「創造和平」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像二戰後芬蘭的例子所示，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的考量，其做法是追求「和平」而非「安全」政策，以「謹慎自制」的態度面對蘇聯，等待蘇聯的和平演變。

對於兩岸而言，如果兩岸的互信不能建立，軍事安全並不能真正地確保國家安全，依賴美國的軍購將永無止盡。因此，嚴格地說，「軍事安全」這個對於一般國家是想當然爾的觀點，其實無法作為台灣應有的戰略思維。

「和平」對於台灣而言，不僅應該是一個道德的訴求，更應該是一個戰略的選擇。如果將兩岸問題帶入國際間的權力政治，台灣問題就必然在國防、美日安保等架構下思考，其結果是台灣安全無法真正地受到維護，因為只要兩岸衝突一起，全球化下台灣的資金將快速移走。如果兩岸戰端開啟，武力完全不能確保台灣，因此，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兩岸問題不僅重要，而且對台灣而言可以說是必要的選擇。「兩岸和平」應該是台灣要用盡一切辦法追求的目標，在這個問題上要避免權謀的操作，而求務實真誠地推動。

（三）「擱置爭議」還是「尋求共識」

國人近年來多在討論如何建立兩岸「信心建立機制」（CBMs），以求取得互信，但是如果兩岸在核心問題上無法建立共識，「信心建立機制」是無法建立與運作的。戰後東西歐能夠建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75年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簽定的議定書解決了二次大戰對於領土主權的爭議，在主權與領土問題得到共識後，東西歐的和解才真正開始，西歐也才得以運用交往來和平演變東歐。

兩岸最核心的問題是主權問題，「擱置爭議」意指兩岸回到「九二共識」，對台灣而言，「九二共識」的核心為「一中各表」。所謂「一中各表」，大陸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則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如此的表述有兩個因素的發展不利於台灣，第一、中共在全球有160個以上的邦交國，而我政府只有23個，長久下去，「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愈來愈像是個一廂情願的說法；第二、參與國際組織是國人共同的願望，但是我們目前在國際組織中並不能夠使用「中華民國」國名，最多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Taipei），因此，每參加一次國際組織，其實就是「去國家化」、「去國名化」的一種「宣示」，長久發展也不利於台灣。

在中共看來，「擱置爭議」也非長久之計，時間愈長，「台灣主體性」愈強化，「台灣主體性」與「台獨」的界線愈來愈糢糊，中共統一的成本愈大。因此，「擱置爭議」的主張也是不太容易得到中共的長期信任。

就現階段而言，「擱置爭議」的確有利於打開兩岸從1999年以來的政治僵局，有其重要性。但是由於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仍是各說各話，兩岸想要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對兩岸而言，如何從「擱置爭議」過渡到「尋求共識」，對雙方均是有利的。

（四）「追求主權」還是「爭取權力」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傳統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中，「主權原則」是國家存在的重要基礎。毫無疑問地，我國際法人格並不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因此，如何獲得我國的主權地位自然而然成為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標。

從1993年以來，我政府將外交主力投入加入聯合國，拉攏友邦在國際組織為我聲援提案，其結果是將多年累積的友情耗損殆盡，卻無實際效果。執政黨更利用公投來凸顯主權議題，遭致外國友人的質疑與不滿。將「追求主權」視為外交目標的結果，看似「應該」，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戰略選擇。

在傳統國際關係上，主權是一切權力的基礎，但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不僅跨國公司、國際傳媒，連非政府組織都參與了「全球治理」，由主權而得到的國際法權力只不過是眾多權力中的一環而已。我政府應回到務實的外交與兩岸政策，「外交」工作不在於在海外與中共進行「零和遊戲」，而是加強與當地國家的各種經貿交流、文化互動，其目的是厚植台灣的經濟實力與國家形象。在對外援助方面，避免再有金錢外交的情形，而做到「外交工作慈濟化」，讓我國成為世界尊敬的國家。別忘了，國際形象也是一種國家的權力。

「水到渠成」是國家在外交與兩岸工作上累積國家實力的必要思維。科威特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仍然遭到伊拉克的入侵，蘇聯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聯邦仍然瓦解。主權並不表示國家不會消亡，也不代表權力不會喪失，「外交數目」也不等同於國際活動空間。務實地追求國家各方面的權力，唯有足夠的權力，才可以在未來的兩岸互動中取得平等的地位。

獲得權力的方法，除了在經濟上壯大自己，在文化上提升自己，也需要在兩岸與國際事務下，提出以下進取性的藍海策略。

四、進取性的藍海策略：

（一）不挑戰民族主義與「一個中國」

今年3月22日大選結束，中國大陸的網站上出現一篇文章「這一夜，我們都是台灣人」，對於台灣的民主選舉推崇倍至、心嚮往之，並引以為中國人的驕傲。試想，如果3月22日是主張台獨的謝長廷當選，大陸網友是否還會認為「這一夜，我們都是台灣人」？他們會如何看待台灣的民主？

「認同」是一個深層的感覺，如果大陸人民認為台灣已經背離了民族主義或「一個中國」，那麼兩岸就成為「異己關係」或「敵我關係」。在這種關係下，十三億人民幾乎不可能成為台灣與大陸競賽時的同盟對象。
換言之，如果台灣在民族主義或「一個中國」的立場可以為大陸人民接受，台灣的民主制度、開放社會、公民價值才有機會與空間展現其影響力，大陸人民也才願意將其做為要求中共政權改革的訴求。簡單地說，台灣的民主開放、社會多元、文化與社會公義必須在民族主義或「一個中國」這個框架中，才能夠有效地產生力量。

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經濟實力在國際間均大於台灣，因此，台灣如果在「主權」、「領土」或「民族主義」上挑戰中國大陸並非正確的策略，而應該把兩岸之爭導向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不挑戰「民族主義」與「一個中國」，台灣才能掌握住戰略的制高點。

（二）從「一中各表」過渡到「一中同表」

如前所述，「一中各表」對於開啟兩岸僵局有益，但是長期存在並不符合兩岸雙方面的利益，從「擱置爭議」到「尋求共識」的方法，就是兩岸共同地對「一個中國」進行雙方均可以接受的表述。

由於「一個中國」四個字本身有其語言上的限制，所謂「一個中國」到底是指兩岸哪一個中國，一方如果為真，另一方就為假。因此，首先兩岸應將「一個中國」還原其本意為「整個中國」（WholeChina）。「整個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人民，領土為兩岸現有土地之總合，兩岸各在其領域內享有完整的管轄權，任何一方均無權在國際間代表他方，兩岸是「整個中國」內部的平等政治實體，兩岸是「特殊關係」，但不是「外國關係」。

兩岸可以在「兩岸和平協議」中確定「整個中國」原則，雙方均保證不永久分裂中國，在兩岸事務中，兩岸彼此的定位為「北京中國」（PeikingChina）與「台北中國」(TaipeiChina)。此一名稱的使用，更確定兩岸均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代表治權的名稱。

在國際事務上，容許台灣以「台北中國」名義參與國際組織。由於兩岸已有「不分裂整個中國、互為平等政治實體」的「和平協議」，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不會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認知或事實。台灣也可以以「台北中國」的名義參與「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

兩岸對核心問題達到共識，互信才有可能真正的建立，台灣也才能有機會展現其民主制度與社會價值優勢的影響力，進而以「軟權力」主導兩岸的未來。

（三）相關事務成立「兩岸共同體」

「兩岸共同體」的建立，對於兩岸而言均為有利。對於台灣而言，由於大陸的經貿實力日益超過台灣，台灣與大陸經貿互動愈深，對於大陸的依賴也愈重。如果沒有一個機制保護台灣，而任由現在方式的兩岸經貿交流，最後中國大陸可以憑藉其經濟吸力，達到「和平消化」台灣的目的。

二次大戰後的西歐，荷比盧三個小國也面臨到台灣現有的困境，如果不與法德等大國經貿交流，經貿不可能有市場，但是如果完全依賴，三小國將完全受制於大國。因此，歐洲的菁英創造出政治上雙贏的「歐洲共同體」，透過這個超國家與跨國家的組織，小國的利益得到確保。

以兩岸農業交流為例，由於台灣的資金、技術容易流動，大陸的土地與市場相對是固定，因此，兩岸農業交流愈深，台灣農業被掏空的可能性就愈大。但是，如果兩岸由雙方政府平等協商共同成立「兩岸農業共同體」，建立可有效運作的制度，那麼，兩岸的農業就可以在這個制度中雙贏地運作。「共同體」就像是個「主權銀行」，雙方將一些主權存放進去，但是可以從中得到他方主權的利益。目前國際關係學者已多承認，「共同體」對於小國一方的利益是大於大國的。透過歐洲共同體，荷比盧與中東歐等小國取得了與歐洲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而這對中國大陸的利益在哪裡呢？對中國大陸而言，兩岸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同並沒有因為經貿交流增加而擴大，反而「贊成統一」者愈來愈少，其原因就在於沒有一個機制幫助兩岸人民建立同是「中國人」的認同。「共同體」在法律人格方面的意涵是參與雙方「各有主體、共有主體」，透過兩岸共同體的運作，台灣人民無論在政治與經濟上都能得到安全感，也將會感受到「兩岸統合」對於台灣人民的有利性，兩岸的共同認同會深化，符合中共追求「和平統一」的原則。

簡單地說，兩岸共同體的建立可以彌補「經濟優先」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弊端，也可以強化兩岸邁向統合的進程，符合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原則。

（四）建立全球華人公民社會

面對中國大陸，台灣應有一使命，即幫助中國大陸走向一個重視公義的開放社會，而一個開放、公義與成熟的中國大陸，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最佳保障。

因此，台灣除了要自我提升文化、公義、多元、開放以外，也要大量鼓勵大陸年青人來台灣留學，開放台商企業大陸籍幹部來台受訓深造，加強兩岸非政府組織等各項交流，也就是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讓他們接觸一個同文同種但是具有不同價值的社會。

在對外工作上，「外交」、「僑務」在全球各地也應該與中國大陸各方人士全面接觸，即使是駐外人員也無妨，舉辦相關論壇、活動，共同傳達公民價值，共同促使中國大陸走向「善治」。

如果不能促使大陸人民對台灣感到友善，再多的國防經費也是徒然，如果能夠將國防經費大幅轉移到兩岸文化社會交流，用以改變大陸的社會與民心，兩岸和平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五、結論

「擱置爭議、經濟優先」、「外交休兵」、「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軍購維護國家安全」，目前看來是政府在兩岸、外交與國防政策上的重要方向。

「全球化」與「區域整合」是當前國際關係的兩大趨勢，台灣不可以在這個趨勢上缺席，「兩岸」、「外交」與「國防」三者並不是一個正三角形的關係，有其優先主從順序。同樣地，兩岸「政治協商」、「經濟交流」、「社會互動」雖然也有優先性，但是三者也有其不可或缺性。以「擱置爭議」為由，刻意不碰觸政治協商，專注經貿事務、輕忽社會價值與文化交流的影響力並不符合兩岸人民的需要，也可能遲誤台灣的戰略選擇。

在兩岸、外交與國防的戰略思維中，如果我們要採取的是一個「進取性的戰略」，那麼無論在人選與政策上，都有必要跳脫單純以國內因素為主的考量，而將中國大陸的可接受性、國際政治的現實性同樣納入思考。格局、方向、策略如果都能面面俱到，新政府應該可以為台灣與兩岸共同開創一個新局。

我之前对于李连杰的壹基金很不以为然。

有网友批评他他身家十亿盖两亿元豪宅"生活奢靡"，创办壹基金却指望每人每月捐款一元，这倒不是我所关注的；我只觉得，一个打打杀杀的侠客李连杰突然变脸，手持佛珠大谈宗教禅理，角色转变得太快了；更糟糕的是，他每次亮相大谈壹基金，也不过沾了明星的一点光，而且往往被扔到娱乐版面的一个小角落。

但是这一次赈灾，壹基金做得真不错。我了解到的第一个募捐活动，就是壹基金很动人心弦的广告"早一点到达,多一分希望"。壹基金联合各网站，尤其可以通过淘宝支付宝方便地是第一时间支付捐款，效率应该很高。我立刻就打算通过淘宝捐款，可惜，网友捐款过于踊跃，网站一直拥堵——后来还向采编同事爆料，将网络捐款拥堵的消息写进了新闻稿。


商业慈善新路径
2008年05月22日07:42 　 第一财经日报
　　王长春

　　年初美国《财富》杂志的一期封面中，全球最大慈善基金"女掌门"梅琳达·盖茨，详细披露了其对财富和慈善的"心路历程"。作为全球富豪、微软控制人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在接受采访时传达出的对"给予艺术"理解，以及不惧危险辛劳跋涉至非洲最偏远地带帮助抗击艾滋病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期封面文章，还选出了美国富人圈中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十多位"慈善家"。仔细阅读其行迹，不难发现有不少因涉足投行或网络等业务，一时大富大贵。急流勇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行善，并且往往以自己或者家人名字设立基金会，甚至还用自己当年商界屡战屡胜的心得，来经营各式各样的慈善活动。

　　相较之下，此次汶川大地震激发出来的大大小小中国富人的捐赠热情，其喷涌而出的守望相助底蕴，也格外值得关注和思考。

　　灾难发生后，在有中国特色财富积累模式背景下，不少平时甚为低调的民企富豪，面临国家危难和民众苦痛，不假思索就捐出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类似行为不能不让普通民众由衷感叹：原来财富对他们而言，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不少年轻人也仿佛第一次明白，原来那些动辄在网络上被痛批而致形象大损的富人们，根本上也不失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善良本色。

　　然而在惊叹中国富人们短短一周就能捐出数十亿元善款的同时，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出：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商界和政府，能否借这个团结奋进的氛围，切实推进一种更为市场化、更持久的慈善机制建设呢？

　　这样的思考，有其迫切理由。西方主流商界如今正大力实践"新慈善主义"，这是一种基于企业家战略思考和亲身实践基础上的慈善模式，辅之以企业家精神来管理和经营。故其能释放的能量，会成倍放大。人们已经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起的慈善计划，以及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共同打造的最大慈善基金的具体行动上，看到了以企业家精神来经营慈善的巨大想象空间。

　　这样的模式，是持久聚焦，而不是随意、临时性的。它告别了浅层次的关怀，从而有可能在突出的社会细分问题领域，展开十年如一日的跟踪和救援。

　　同时，它也在不断要求企业家个人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这样的情怀，并不神秘：当更多中国人因金融投资或者高科技创富，短期内积累起数辈人都不敢想象的财富，他们在深夜仰望星空时，其内心怎会没有一丝敬畏和向善的情愫？

　　只是，当中国企业家群体真正面临一波波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时，其表现往往富有争议。究其原因，最紧要的当然是仅有向善之心远未足够，仅有临时性的捐赠，也远未足够。粗略分析本报最近整理的此次地震中部分企业家的慈善表现，不难发现，有不少仍是惯性思维：他们或一掷万金给了平素就有紧密联络的各地半官方慈善基金会，或混淆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行为，或只知道需要捐更多的钱财物资，但全然不想追踪这些善款能否及时准确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手上。

　　更为要紧的是，一旦随着灾情暂时缓解，许多企业家往往没有去思考和理解：其实赈灾重头工作，才刚刚开始。

　　相比一些半官方慈善组织，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个人志愿者和各种有名无名的志愿者组织，其表现相当引人注目。比如这次救灾过程中被广泛报道的李连杰和壹基金的出色表现，除了李连杰本人的坚韧、热情推动外，其背后还站着成千上百个大小不一的自发慈善组织。它们一道形成的合力，使得救灾行动不仅迅捷准确，还富有耐心。举个小例子，壹基金和上海均瑶吉祥航空合力开辟从上海到四川的救灾物资空中通道，除了壹基金自身筹措物资外，往往还有大量从上海各写字楼、各厂房，甚至就是各个家庭汇聚来的各种灾区急需物资。这种通过网络、短信等灵活手段汇聚成的庞大救援"长尾聚合"，其能量相当惊人。

　　非政府组织令人耳目一新的效率和组织体系，给了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全新的体验：原来一种借助市场化机制的救援，真能给一向政府主导的赈灾救灾，带来切实有效的补充。而随着灾情变化和救灾重心的转移，此次大地震带来的对企业慈善的影响，势必进一步深入。政府理应顺应情势，更多鼓励和放开一些管理能力突出、实力雄厚的企业或企业家，以个人名义持续经营慈善。与此同时，企业家们也理应顺从瞬间深入人心的社会责任大潮，抛弃功利、短视的作秀，真正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长期战略，并尽可能组建专业精干团队，来提升企业价值，造福社会社区。

　　果能如此，则本文标题的那个问号，当很快可变成告慰死难者的事实。

　　（作者为本报编委）

　　 （第一财经日报）




李连杰变身慈善大侠: 被硬逼着在商场上学做老板
2007年06月22日 13:47
中国企业家 雷晓宇
"要不是我有一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垮掉了"

"他完全不像是北京什刹海体校出来的小孩、一个习武之人。他非常睿智——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形容词。"

李连杰壹基金的义务咨询律师盛军这样形容他的朋友。

"每一次和他见面，我总有一种错觉：其实平时他根本没在拍戏，似乎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做这个(壹基金)。他是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有使命感的人。我很少见到一个人——一个忙碌的人、一个需要分心做很多事情的人，能够对某个事情如此专注、如此用心。很可能有一天，他会像U2主唱波诺在美国那样，成为中国名人慈善的标志性人物。"

假使真有这么一天，那么李连杰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值得被谈论的，就像现在人们津津乐道于波诺2005年发起的Live
8慈善演唱会，继20年前又掀起了一轮非洲世界扶贫热潮一样。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开始的呢？

欢迎来到李连杰壹基金

2007年4月19日，李连杰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创立的"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了正式启动仪式。这一天是李连杰小女儿的7岁生日。和父亲一起亲历2004年底东南亚海啸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她都不敢在浴缸里洗澡。她怕水。

这项筹款计划的宗旨是"向有心灵心理创伤和疾患的青少年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向在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中遭受创伤的人士提供尽可能的人道援助"。所谓"壹"的意思，就是1+1+1，每个人每个月发短信捐一块钱，大家就是一家人。

活动现场像个明星集会。刘德华、周润发、吴宇森这样的演艺界名人在VCR里发言表示支持，徐静蕾和周迅则在现场宣布了给壹基金短信捐款的手机号码。李连杰连连鞠躬，"从现在开始请您记住，我不光是叫李连杰，我的名字是捐赠号码999309(谐音是"救救救，善缘久")……"事后，红十字总会筹款宣传处处长、壹基金管理委员会董事王舒侬感叹说："这几个明星一倡导，我就去电脑上看点击率的状况——数字马上飙升。"壹基金的短信捐款通道比同期的其他名人慈善基金(比如李亚鹏、王菲的"嫣然基金"，李宇春的"玉米(
1609,-3,-0.19%)基金")开通要晚两个月，但是迄今为止，它的点击率是最高的。到5月底，短信捐款数字是37万人次(所有善款数百万元)。

在做慈善这件事情上，明星的影响力、号召力、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最大的明星是主人李连杰。他为了做壹基金这件事情，"把前半生的人脉都用尽了"。

问题在于，一向低调内向的李连杰(从影27年，至今和女明星拍亲热戏还脸红)，为何突然高调？他连自己监制的影片都不愿意挂"李连杰"三个字，而是用鲜为人知的本名"李阳中"，为何这一次愿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慈善基金？

这两年比前20多年拍戏还累

"其实我也很不情愿放这三个字。我在美国的律师也反对。我在美国的慈善基金叫什么？One Foundation，够了，不需要Jet
Li。没办法，这一次是完全特殊的游戏，所以必须用一个特殊的名字。"李连杰说，一旦机缘成熟，他一定会去掉这三个字。

所谓"完全特殊的游戏"——中国的"李连杰壹基金"和美国的"One
Foundation"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连杰壹基金"并不是一个法人。中国尚未批准公募的个人慈善基金。按照2004年出台的《基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个人申请成立慈善基金可以挂靠在民政部这样的政府机关下面，也可以选择半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不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并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资格，而名人基金的审核又特别严格，所以，从2005年4月开始接触，一直到2006年12月正式签约，壹基金在法律程序上的努力历时一年半之久。

最终成立的壹基金并不是一个法人机构，它只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独立运作的一个筹款计划(盛军打了个比方：前者相当于联合国，下面有很多常设机构和特设机构，壹基金就相当于一个特设机构)。壹基金负责筹款，所有筹得款项直接进入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国家账户，壹基金不负责管钱，但是有权监督款项的使用。

为了成立壹基金，李连杰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请咨询公司做调查报告、去国外考察，专门在上海找到曾经帮他进行过个人投资法律咨询的盛军，希望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他感慨说，这两年比前20多年拍戏还累，"人间百味，惟善最苦。"

盛军说，李连杰不是泛泛地了解，而是真正坐下来要求一条一条地解释法律。"太多名人做慈善心血来潮、虎头蛇尾，一个轰动效应之后，来了很多钱，但是难以为继。"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名人。"对于个人慈善基金，我们国家目前采取的是比较初级的行政管理手段，"盛军说，"美国是门槛低、监控严，我们正好相反，门槛高、监控松，严进宽出。其实，我不怕你管得严，因为我本来就很阳光，就怕你连设立都不让我设立，这样打击了很多企业家、名人做慈善的积极性。"

专业慈善人士李连杰

从很多角度来看，李连杰的商业头脑已经"美国化"，或者说，国际化了。

除了和律师、中国红十字总会的谨慎合作，他还邀请了一家"每个月收费50万美元、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义务为壹基金做了一份中国慈善市场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让有5年专业慈善工作经验的王舒侬惊艳："我也参加过清华大学的NGO组织培训，见过不少报告，但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份。对我来说，这个报告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培训。"

今天看来，这份报告就是壹基金的一个工作蓝图。这份报告系统分析了目前中国人对于慈善的概念、兴趣、承受能力和捐款能力，回答了这些问题——什么样教育程度、什么样年收入的人，单身还是已婚的人，哪一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对慈善事业是最热心、最有能力去主动捐助和帮助他人的？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市场调查还为壹基金做了一个1年、2年、3年的方向规划：我们怎么样落实班底、怎么样管理团队、怎么样按照一个国际企业的管理规格去架构、在游戏规则之内怎么样去完善、怎么样从娱乐引起别人的关注逐渐去建立起社会的责任……希望从娱乐新闻的关注过渡到严肃主流社会媒体的关注。"

明星李连杰成了一个专业慈善人士。他对《中国企业家》说，"我最开始就有一个概念：每一次灾难来的时候，我们都受到强烈的画面和文字的渲染，良心发现，经过号召我们就捐钱了。然后，5天10天以后，钱送哪去了？不知道了。两个月以后，这事大家都忘了，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忙了。可是人类世界有春夏秋冬，就会有自然灾难，不能老是这样，得可持续地做。"

于是，李连杰跟盛军探讨的最多的问题是"怎么样有一个制度，能够长久地保证透明、公正、可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地来运作一个机构？"。"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点。他所有的措施和行动都是围绕这个点来进行的。"盛军说。

盛军给李连杰的回答是，第一加强内部管理，第二加强社会监督，必须保证公开透明，"不要因为环节上的疏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这对于一个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是致命的。"

壹基金的管理架构是这样的：李连杰壹基金、他在美国的One
Foundation、中国红十字总会各出两名人员，组成壹基金管理委员会，李连杰担任主任，其余5人为董事。每一个申请的项目和预算，都要由管委会集体讨论通过，才能签发文件拨款。

壹基金的运作模式

李连杰对于壹基金的管理制度非常自信。

"我们是双保险。红十字会那边不能擅自动用这笔钱，因为我要以基金的管理委员会名义监控它。我也不能，因为我根本没有银行的签字权，钱在中国的国家银行里。但是我还担心我们这个力量不够，所以我要用所有的法律和约定锁住。第三，我要用会计师行(德勤)监督账目——看到国内那么多上市公司都出问题，所以国内的审计公司我并不信任。第四，我还要组织大量公众人物做义工，他们的无形资产的分量无疑会压垮任何图谋。此外，我还要动用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比如媒体。"

和红十字会方面的主管见面的时候，李连杰常常开玩笑说："你见到我又高兴又不高兴"。"意思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到来，红十字会可能会有一些实惠，比如能够筹到他们筹不到的资金，比如帮助他们在中国的慈善市场重新定位——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红十字会不过是一个献血的地方。但是不好的消息就是：他们要更加清廉透明地去执行，因为已经把他们纳入最高的一个曝光率里面了，他们没法有任何的私隐。"

壹基金管理委员会并不参与日常运作，但是将来会增设一名委员会秘书长，他将兼任壹基金总经理，负责召集管委会会议和日常内部管理；他将主管三个工作部门：宣传推广部、市场部和内务部。

其中，内务部门主要负责义工团队的管理。"现在的义工主要是明星，他们主要是属于宣传的范畴，能够迅速使一个企业或者事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是以后，明星要逐渐淡化、往后站(虽然8月份他们还准备举办名人赛车活动)，让更多的普通人义工参与进来，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义工管理。"壹基金的宣传总监范娜说。

"除了监督性、和红十字会的公开化合作，互助性也是壹基金创造性的游戏规则。"李连杰说，"一个永久义工的捐款是999元人民币，不能说骗人家出了钱就算了。好比商品的售后服务，做慈善也有一个善后服务。你让他捐了钱一定要不断地给他信息，我们又做了什么，还需要你来做什么，这样他以后才可能继续支持你。"

市场部则主要面向企业，筹集企业捐款。"慈善也好，公司也好，律师也好，电影也好，都要让人家来了解你的理念，不能等人家送钱过来。"盛军说，"可能有些公司的高管，他们会因为喜欢李连杰的角色和电影而捐款，这样壹基金的理念反而变得狭隘了。只有当他对明星李连杰并不感兴趣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捐赠给壹基金的时候，才是从个人情感变为制度信任，壹基金的捐赠面和社会参与度才真正提升。"

今年6月3日凌晨，云南普洱地震，李连杰第二天就联系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壹基金管委会迅速决议)，由云南红十字会代付10万元(壹基金随后就拨款捐赠)，买了粮食马上送到灾区。李连杰说，这10万元所有的收据(诸如大米分到哪个村子，多少户)以后要转给中国红十字总会，然后再转给壹基金，最终会在年终报告公布出来。

而且，壹基金还会有义工去灾难现场——李连杰说，"作为一个企业，你必须跟踪到每一个市场末梢。"

慈善情怀

但是，李连杰和他的壹基金究竟能够走多远？李连杰今年44岁，他不可能武打一辈子。如果有一天，李连杰不拍电影了，不能维持他巨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了……
甚至，有一天李连杰不在了，壹基金会怎样？对于去国已久的李连杰，他的慈善情怀、思维方式和专业精神都在面临考验。

李连杰坦言， "只要国家有一个新的管理条例，壹基金就可能会死亡，或者，也会继续前进。我没有设立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去做，希望在中国整个经济腾飞的过程里，硬件要跟上，软件也要跟上。希望在这个民族崛起的时候有一个彼此关怀的胸怀，甚至哪天别的亚洲国家出事了，我们也可以伸手，这才可以称得上大国风范。"

"我本来很喜欢他演的方世玉，但接触到真人才发现，他实在不像一个明星，"王舒侬感叹说，"他的思考和行动都远远超越了一个明星的概念。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慈善家和专业的慈善事业管理者的形象，他做的事情是能推动中国慈善的专业化和基础环境建设的。"

质疑和困难一直就没有停止。就在壹基金发布会的第二天，有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李连杰2亿豪宅被疑贪污善款"。

"壹基金哪天才成立，我拿什么去贪污啊？"李连杰说，"我跟很多朋友说，我李连杰今天站出来做这件事，第一，我还蛮有名的；第二，我的钱还够养家糊口的，我没有必要出来骗每个人一元钱。我说我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钱，这个会有很多人相信，因为我没有必要骗您5000万人一人那一元钱，为了这个我卷了铺盖走人？我还真不值得丢这个人。以后就别在地球上混了！我还不如去拍个电影，我拍个电影也不止嘛。我好心地想，起码这两个顾虑没有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有。"

"要不是我有一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垮掉了。"他说。

2005 年，海啸过后，李连杰去中东参加筹款活动。和他坐在一起的有李光耀、比尔·克林顿、维珍CEO、CNN老板、沙特银行总裁及阿联酋的王子。克林顿告诉他，当全球的媒体对20多万人的死亡大肆宣传报道的时候，人的本性善良都能体现出来。在那种情绪多过理智的情况下，大到一个国家、财团，小到个人，很容易就说我捐多少捐多少，但是当感性过去，冷静下来，那个企业或者国家并不见得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承诺。所以，真正能够到位的现金和关于善款的报道是与之不符的。

"克林顿最后给我的忠告是：做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你要有勇气，你还要坚信自己的信念。"这倒是很像《笑傲江湖》里风清扬在思过崖对令狐冲说的话。

此李连杰非彼李连杰

"我三四岁的时候最喜欢铁做的刀。十几岁的时候最喜欢年龄很大的女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令人向往。等到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的又是另外一种女人、另外一种成就感，还有对于权力的欲望。现在我44岁，我反省生命，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又不一样。"

当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你面前这样剖析自己的时候，他实在很像古龙小说里的人物，血浓于水，冷若冰霜。

在36摄氏度高温的横店《功夫之王》片场，李连杰每天要工作12小时，早上七点半开始化妆，晚上七点半收工。他的工作内容包括和武术指导套招、和成龙大哥来真格的、因为大汗淋漓而频繁补妆、不时叮嘱助手上网查看壹基金的手机短信捐款流量。当然，他还要抽空接受我的采访。

"我不希望壹基金老是上娱乐版。"他说。

采访结束以后，编辑问我，他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大侠吗？我的答案是：此李连杰非彼李连杰。他演过英雄，可他不是英雄，他演过大侠，可他不是大侠，他演过坏人，可他不是坏人，他和很多在故乡以外的地方求生存、经历过成功和内心风暴的人一样，聪明、世故又平静。

《中国企业家》：早在20多年前，你已经是个"大侠"了，为什么现在你才开始做行侠仗义的事？你早干吗去了？

李连杰：27年前，我是一个孩子，希望不断创造财富，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证明给全世界我李连杰与众不同，让母亲骄傲。36岁之前，我所有的信念的中心都是在"我"，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同时，因为你不断创造，可能对推广武术、推广中国文化也间接地有影响，但这并不是第一主观愿望。

十年过去了，这两者之间有个调换。你问我之前干吗去了？其实那时候根本顾不上考虑他人。我的想法还是在一个形式化里——大家都做善事，就去做吧。1993
年华东水灾我也捐款了，但那只是形式的做，不是发自内心底的、自愿的、无悔的、心甘情愿的做。2000年我在美国创立基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低调地帮助人。其实之前我已经捐了1000多万给寺庙、医院、佛学院，更偏重于宗教本身。

《中国企业家》：海啸是一个转折点吗？

李连杰：其实从缘起来讲，我做慈善不光是因为一个海啸。面对死亡，可能很多人会反过来说，我赶快享受吧，就跟明天不过了似的，赶紧花。我不是这种及时行乐，而是及时行善，是因为有这十年不断地积累，宗教上不断地思考人生。经过1997年到2004年，我的想法到那份儿上了。

经过海啸，我更关注大陆地区，以这里成为我构想的再一次起点的发源地。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但是我心理上的转变其实早就开始了，海啸只能说是一个时间上的紧迫感。以前心里说慢慢做慢慢做，等做到某一个阶段，我就转换。但是当你经历了海啸，你就更加清楚认识到佛教所说的无常。真的，没有人保证我李连杰一定可以活到55、65、75岁。食物中毒、天灾人祸、拍戏意外、飞机失事，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应当好好珍惜活着的时候——我既然没死，活着，就要尽可能地帮到更多人。反正也没什么好怕的。中国人说，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中国企业家》：一个70多岁的人看破一切不稀奇，可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能看淡名利？

李连杰：在36岁的时候，我就过了一心想挣钱的阶段，我知道这辈子我饿不死了。那什么才叫做够？我有过那种"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的感觉。我36岁开始反省：李连杰，你在亚洲算蛮有名的，在这个行业算不错的，但是离开亚洲会怎么样？还有全世界更多有名的明星，那么多有名有利的人，你是不是要以他们为目标，追上他们呢？当你追上他们以后，还有更高的行业、世界上更成功的人，你如果把成功作为目标，还有更成功的，那是无止境的。

那时候在香港，我的生活圈子可以接触到很多有钱人，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我见过很多70多岁的老人，他们还是放不下，还要收购这个电讯公司那个电影公司，还在那儿吃着汉堡包着急。这样的生命，他自己觉得值得那就是值得的，但我能感觉到他心里还有痛苦。堵车的时候他痛苦，飞机误点的时候他痛苦，领导人的午餐会没去他还是痛苦。普通人为几百块几万块着急，他为几十亿几百亿着急。一个70多岁的老人，如果几百亿的身家他还觉得不够的话，那他还是真的不够。人只要有贪念，有欲望，就有痛苦的心态。

《中国企业家》：我听片场其他人都叫你"老板"，这有什么来历吗？

李连杰： 1992年，我第一次做老板拍电影的时候，我不喜欢训斥别人。6点上班，我就会5：45坐在那里，等着所有人进来。他们看到我就会很不好意思，赶紧往里走。第二次，你又坐在那里。第三次，看你还坐在那里，他们就说：李老板呐……但是我又没有骂人，只是坐在那里。后来就传开了，15年过去了，整个行业的人都叫我老板。

《中国企业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有没有专门补习过商业的专业知识？

李连杰：对我来说，资本主义，不，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你要知道，一个人从小要在香港这种文化里生存，你一定要创造财富给投资你的人，最后，不管他喜不喜欢你，他都喜欢钱，所以他才会继续投资你。所以一开始你的人际关系并不好，不熟悉文化，不懂语言，被人歧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咬紧牙关创造盈利数字，不断地提供给老板。这是很本能的东西。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投资在我身上八九成都是赚钱的。

我从小没有文化，商业的知识是被硬逼着在商场上学的。比如说，在香港很少有演员知道一个电影有多少成本，电影如何卖到发行商手上，这个发行商为什么要买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个演员值这个价钱，那个导演值那个价钱？我把电影当作一个商品来看，为什么有这样的成本，可以销到多少国家，有多少客户，他们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文化段？等到这批人从
23岁到了28岁，他们转胃口了，你就要想怎样培养5岁、8岁、12岁的年龄段，让他们接受一种新的文化……这是一个基本的市场意识。

《中国企业家》：你是否了解"李连杰"这三个字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李连杰：无可否认，他在全世界范围中代表一个中国人。他的无形资产很难计算。

我们现在的义工有周润发、成龙、陈可辛、周星驰、刘德华……这么多人加在一起有多少无形资产？但大家还是老在问，你捐了多少钱？你捐十万了吗？你捐八万了吗？我现在常跟身边的人开玩笑，按照资本市场计算，李连杰每小时价值多少？如果你动用他一天的工作量你要付多少钱？你们没有想过。但是他心甘情愿为慈善付出多少时间？价值是多少？你们也不去想。你们只会想，他兜里拿了多少钱出来，现金是多少，这个才是钱。在中国的国情里，慈善还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很卑微的价值。

其实在资本市场里，也不光是这么计算钱的。在那边，每一天每一小时的价值是可以计算的。我们的社会还不熟悉这种计算成本的方式。说得最不好听，我去外国讲45分钟课是多少钱？我在这里讲，不停地讲，还有很多冷言冷语，我都笑一笑。

《中国企业家》：你用什么心态面对冷言冷语？只是笑一笑？

李连杰：我常常用《霍元甲》里面的逻辑来想这个事情。很简单，你说我东亚病夫，我是不是？如果是，你没错，我还要谢谢你提醒我有病。如果我不是，你说了等于没说，我就笑一笑。如果我有病，却不承认，还不肯治，还觉得没事，那我才真是有病。

做慈善，质疑永远会有。我如果十年后再做，也会有声音说：李连杰老了，没电影拍了，他没办法，只有靠做点慈善吊着名气。我现在做，好在我在商业市场上还有价值，起码这个顾忌没有了。

我的助手有时候回来跟我抱怨，我跟他们说，你不要去责怪外界的任何因素，永远要像佛教徒一样，往里找原因，再去证明给别人看你的诚意、你一步一步实现的过程。人家骂，你就要聆听。你要记住顾客就是上帝，他愿意捐不愿意捐，他都是对的。

你要非常有耐心地面对这一切。我是有宗教情怀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我做慈善，我会垮掉。唉，这是个麻烦。为什么我不在外面的社会生活，被人尊重成一个演艺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精英去探讨生命哲学，而在这里被质疑，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大肆地被玩成一个游戏。为什么我还要做？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生过我养过我。就是因为这样，才需要人做，国外已经很成熟了，不会被误解了，所以也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做了。

《中国企业家》：会道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吗？

李连杰：微笑和道德是阴，商业和制度是阳，这是壹基金的两条线，都要。

《中国企业家》：壹基金关注的是心灵关怀的项目，这是不是有些吃力不讨好？

李连杰：2003年，我听到一个数据：全中国25万人自杀，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小没饭吃，那么穷的孩子都活下来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啤酒、别墅、男人、女人都有。我调了很多案例去看，发现是全中国的平衡出了问题。

假如说中国有100个慈善机构都在关注盖多少学校、医院、老人院，但是否有人关心过学校里的学生是否健康成长，是否将来能够做国家栋梁？老人们住在老人院里是否开心？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硬体、一个软体。你光盖了多少个学校，要什么都有，但是活在里头的人是不是真的开心？我是关心这个层面。

很痛苦！因为所有市场调查的结果都说你不要做这个项目，因为这是最难做的。兔唇、断腿，治好了是立竿见影的，很容易找个数据推出来，就有交代了，但是心理问题很难有数字依据。但是我还是要做，难做不代表不能做。也许开始几年很困难，但是还是要做。

《中国企业家》：除了明星和企业，壹基金还有很多大学生义工和短信捐款的普通人。你们对于这些市场怎么看？

李连杰：以我们目前的国情，我希望能够从明星、名人、公众人物开始，因为他们能够引起社会和媒体关注。我根本不认为壹基金是一个娱乐的基金，但是要从这个起步。

长久来说，我很关注大学生，第一批就发展了北京9所大学、1200个大学生义工，他们不需要给钱，只需要在同学中传递"有爱分享"的壹基金理念。将来他们有机会进入社会了，再把这个交给下一期的同学。他们赚钱的时候再拿出钱来。学生之间的波动是很重要的持续性。从北京开始，希望各城市各大学慢慢都开始推广。几万个、十万个年轻人都开始认真做的话，那么几年以后又是十万年轻人，有上十年二十年，中国人就能培养出一个习惯——原来帮助别人就和早上喝过一杯咖啡再去上班一样自然，变成一种关爱的文化，变成中国人一种大国的温暖、大国的风范。这群大学生是善良的种子，希望每个人都来浇水。

《中国企业家》：在你做慈善的过程中，有被忽悠过吗？

李连杰：我和现在所有做善事的人的疑问是一样的，钱到底去了哪里？美国的慈善法是非常严厉的，你要做任何的慈善基金，特别是跨国的基金，美国的钱捐到中国，你必须证明钱的落实。回馈数据要详细到：你花了100万，运作费用不能超过10%，剩下的90%都必须在具体的项目上；报告要证明你的交通费、住宿费、邮件费，而且是明细，政府会监管。我们还是比较粗疏：只告诉你这钱用来捐了5万本书，没有细节到每本书多少钱，哪里买的，买书的交通费多少，多少人参与，具体过程。我现在要求红十字会的回馈报告都是这样，要非常清晰。

来源：中国企业家

转-宋石男文

见2008-5-21《新京报》

他们，死在汶川。他们，葬在青川。他们，群埋在北川。他们再见不到彭州的菜田。他们再不可能去什邡赶场。他们再回不了绵竹的家。

过去，现在，未来，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只是冰冷的数字，含糊的数字，绝望的数字。他们是汶川地震中山区的孤寂死者，看不见样子的死者，却是数万震灾死难者中的最大群体。生前，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贫穷与艰难；现在，他们应该享受至切的哀悼与关注。毕竟，生命没有斤两可称，死难者也没有轻重之分。

那些汶川地震中山区的孤寂死者，老牛般忠厚，婴儿般纯真，泉水般干净。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开始，在泪水中结束。

停一停吧，不要再叫"他们"。死难者所流的每一滴血，都要流入我们的眼睛；死难者所断裂的每一根骨头，正在刺穿你们的心窝。"他们"就是"你们"，"你们"
就是"我们"。地震中的每一具遗体，已在我们的国史上预订一篇墓志铭，正如每条消失的生命，都已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所有在山中孤寂死去的乡民，我们不说再见。此时此刻，这种古老的告别方式听起来如此不祥。此时此刻，我们只道一声：你们走好。

汶川的死难山民，你们走好。穷途会变成通途，绝路将走出新路。那些消失的村庄，定能在瓦砾间涅槃。你们的孩子，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放心走吧，一路走好!

青川的死难山民，你们走好。那悬挂的湖泊，是大地郁结的眼泪。那不再奔腾的泥石流，是大地忏悔的淤血。被震碎的幸福，注定要重返乡间。你们的爱人，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放心走吧，一路走好!

北川的死难山民，你们走好。村庄虽被摧灭，希望不灭。已经转移的幸存者，终将摆脱恐惧，消解悲怆。你们的老人，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放心走吧，一路走好！

彭州的死难山民，你们走好。银厂沟已经看不见，白水河快没了呼吸。但被救出的乡民，正在救济站舔舐伤痕，藻雪精神。你们的兄弟，姐妹，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放心走吧，一路走好!

什邡的死难山民，你们走好。80吨泄露的氨气已被氧气打败，红白镇、八角镇的人不用戴防毒面具。坚忍的乡民，正擦干眼泪，卷起袖子开始自救、互救，每个人都像巨灵神一样有力，每个人都像菩萨一样悲悯。你们的朋友，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放心走吧，一路走好!

绵竹的死难山民，你们走好。麦子已经熟了，未来几月人们不会挨饿。垮掉的村小学，必将在废墟里重建，而且会建得更好，更牢。你们的乡亲，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放心走吧，一路走好!

走吧，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们也不会遭害，因为所有的神灵与你们同在；他们的杖，他们的幡，他们的莲花台，都将护佑你们，直到永远。

现在，请允许所有爱你们的人哭泣。请允许人们戴上黑纱，对着降下一半的国旗，痛哭失声。哭吧，用力一点，把伤痛哭出来，把淤血哭出来，连灵魂都哭出来。

哭泣是此刻所有爱你们的人的最自然表达，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默哀。没有流出的眼泪，将流向心脏，转成最深切的悲哀，最真挚的悲悼。

现在，请让我们为所有孤寂死去的山民献上祭文，聊当一束香火，数叠纸钱，让生者前行，让死者安息：

神州陆沉，中国之殇。
哭我山民，万户同葬。
生既少欢，死又至痛。
悲我山民，受难太甚！
泥石萦骨，拱木敛魂。
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残我山民，百身莫赎！
哭汝既不听汝言，祭汝又不见汝食。
为汝招魂，求于巫彭。
魂兮归来！东方可以托些。遥望齐州，佑我殇民些。
魂兮归来！南方可以止些。十里荷花，映我殇民些。
魂兮归来！西方无害，牛羊下来些。
魂兮归来！北方可以居些。米如珍珠，食我殇民些。
归来兮！君无上天些。天上无故乡，念之泪如银河。
归来兮！君无下地些。地下杳亲人，思之心如烂柯。
魂兮归来！
君不见汝父泪落如绳！
君不见汝母中心如焚!
君不见汝爱秋水望穿！
君不见汝子肝肠寸断！
魂兮归来！归不来！
魂兮不归，哀四川！
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大概相隔五六年之久，重访大学母校。
从轮渡码头附近打车过去，的士司机问我去哪个门，我愣了愣，忘了西门或南门的区别，顺口说"白城"吧。我知道，环岛高架直通白城，架设在海上的一段路有些 气势，还是想走一走。随后又改变主意，嘱咐司机改到西门，打算从正门的"鸟书"大道走进去，看看究竟校园发生了哪些变化。

所谓近乡情更怯，一早就听同学预告说，厦大一条街要拆除了，上次回来嘉庚广场已经竖立二十多层的现代化楼层，芙蓉湖变成了芙蓉池，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在一个浮躁的社会，还有什么不是很快烟消云散呢？

外文系的教学楼，连同博学楼都给拆除了，不知道新楼规划有多高，既然嘉庚广场楼群高高矗立，老校区商业前景无限，寸土寸金，估计也会是高楼大厦。芙蓉池周围的空地已经越来越狭窄了，我甚至担心很快这一滩浅浅的池水会变成一滩喷水池。

芙蓉池周围的都栽种亚热带棕榈，取代往日的竹子和林荫大树，在芙蓉池边举目四望，凌云楼一带已经是高楼林立，不复往日万绿从中一点红（砖瓦）的景致。游人如炙，虽然大门已经标识不欢迎团队游客，但是现代化、整洁的校园总是一个卖点，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三家村晃了晃，这个周末安静异常，没有任何学生活动。所谓的学生活动中心，也不见什么人影。公告栏，研究生学会主办的凌云，也只有风花雪月的多愁善 感，唯有一则吸引我注意力的"厦大一条街"拆迁，也是叙述文体，只有一声叹息。而学生们的辩论会题目，居然是婚前财产公证之利弊——很现实啊。

我最难于接受的是，每栋学生宿舍楼，都被铁栅栏包围起来了。我猜想是人多杂乱防盗贼的功用，也许是为了加强对学生深夜不归宿的监控和管理，但是给人感觉很像监狱——以前，校园女生学生宿舍被高墙庭院深深几许所阻隔，还可以理解为人身安全 防范以及青年情侣的管理需要，而今校园里一道道屏障竖立起来，究竟是为什么呢？之前大家还争辩说，校园该不该设立围墙，是否要跟周围社区建立开放 和融合的空间。两相对比，如今的重重封闭校园，很难设想学生之间的自由、开放交流，只能叹息，越来越禁锢的校园，终究要扼杀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