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家长，但不需要大家长！
杨恒均 发表于 2009-06-11 01:57 |

工信部推出电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引发网友热议，随即卷入世界各大媒体，最后连外交部发言人也加入战团……在被咄咄逼人的BBC记者追问中国将强制在新出厂的电脑上安装过滤黄色和“不健康内容”网站的软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连续两个反问，其中最后一句“你有孩子吗”，不但让BBC记者哑口无言，也触动了我杨恒均最敏感的神经…… 

这句话触动我，是因为：我有孩子！我的孩子生活在最开放的澳大利亚，而且更巧合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专门为孩子开发和生产过滤黄色和“不健康内容”软件的最先进国家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我给孩子的电脑也装上了过滤软件！

作为一名家长，我深深知道互联网上的黄色和暴力网站对未成年孩子的影响，一个跳出来的变态的色情图片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幼小孩子的健康心灵，这就是为什么最早出现色情场所的西方国家，不但有少儿不宜的红灯区，而且在任何一个色情场所的门口都有“18岁以下禁入”的告示。可是互联网出现后，这一“儿童不宜”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被淹没了。现在，只要有部电脑，只要会上网，只要家长不在旁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只要会打“色情”两个字，他就能够看到你玩到80岁也玩不尽的色情花样！ 

所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触动了我，所以，我支持有这样的软件问世，所以，我给自己孩子的电脑上安装了这样的软件……然而，这却不是发言人的问题触动我最深的地方——

感谢外交部发言人，说出这么不“外交辞令”的话，说出这么有人性的话，然而，却正因为他这句话，本来不想对“绿坝”软件发表任何评论的我，觉得不能不站出来大喊一声：同样因为我们都有孩子，所以，我反对任何由大家长安装的过滤软件——就目前已经披露的“绿坝”的有关资料，我——一个急切想保护孩子的父亲，还有更多孩子的家长，要说一句：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绿坝”！

没错，我在澳洲孩子的电脑上装了过滤色情和暴力的软件，而且这种软件绝大多数是免费的，是由政府和一些福利机构资助开发和生产。然而，请大家搞清楚我支持和反对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这个软件不是由任何权威机构下令装配到我孩子的电脑上的，更不是政府和某个公司独家经营，由政府及其支持和信赖的某独家公司找出色情和“不健康内容”而加以屏蔽的……

这就是区别！任何西方政府，不管他拿出多少资金资助这类软件开发，他不但没有权力强迫用户使用，事先安装在出售的电脑上，而且，连寻找色情内容的屏蔽词都由各家公司自行决定——因此屏蔽程度和功能也就不同，质量也有差别——而选择何家公司的过滤软件，是否需要使用这样的软件，这个权力完全掌握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也最想保护孩子的家长们手里！

可是，如果根据目前我们得到的资料看，即将肩负起“保护我们的孩子”的任务责无旁贷、毫无选择地被另外一个“家长”承担起来了——那就是“大家长”！

我在网络上稍微做了点调查，查看了一些网站做的民意调查，我发现无论支持或者反对“绿坝”的，似乎都没有看到点子上。支持的家长们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应该支持，却忘记了，资助开发这种软件是政府的责任，可选择安装何种软件，以及把何种内容屏蔽掉，却应该是家长们的责任，也应该由他们来选择，而政府没有在他们电脑上安装过虑软件前，他们其实一直在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反对安装这一软件的，则给人一个印象，他们连政府出钱开发旨在保护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的软件也全盘否定了。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类软件是否被政府垄断？开发后，到底谁决定装，谁决定不装？过虑什么样的内容？是否电脑到达用户手里前必须安装？……到底是由家长决定，还是由“大家长”决定——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类整个文明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集中回答的一个问题。

而外交部发言人和工信部提到的所有那些开发和安装了这类软件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澳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孩子的电脑是否装上过虑软件，装上哪家公司的过虑软件，必须由家长决定，而不是由扮演大家长和“老大哥”的政府来决定，更不能由他们垄断到“只此一家”！

 我告诉你，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或者美国政府在我购买的电脑上事先安装哪怕是我现在为我儿子安装的这款过滤软件，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就算我忍气吞声，那么，澳洲和美国公民绝对会上街游行，反对老大哥的“监控”，反对“大家长制”的“压迫”。

也许有人说了，你不是说你也会安装相同的软件吗？为什么政府就不能为你孩子做这件事？你能做，政府就不能做？政府做不是更加有效果？很简单，我安装是有选择的，在很多屏蔽色情和不健康网站的软件中，我们家长比较后选择适合的或者自己喜欢的。如果有某一家公司把我认为非常健康的内容也屏蔽了，或者有哪一家公司为了奥巴马的利益而屏蔽了有关美国反对党（现在是共和党）的消息，那么我会立即宣布不使用他们的软件，那么他们会得不到政府的资助，那么他们会倒闭！而这家公司如果正好是奥巴马政府的，而且只此一家，那么他奥巴马总统将要因违反美国《宪法》而不得不下台！

可是，如果由当今某个政府（例如美国和澳洲）的某个部门垄断了，找了独家开发商发展，而且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是健康和不健康的——结果家长们没有了选择，大家长的决定就是成千上万个家长们唯一的选择。那么，他们很可能（注意，我使用的是“很可能”）把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非常有利，对我们孩子的前途非常有利的消息也过滤了、屏蔽了，从而让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愚民，一个顺民，一个“做稳了奴隶或者正在争取做个奴隶”的人，而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成长的那样——一个健健康康的公民！

 也许有人又说了，扯，你只是说政府“有可能”，这就是说，政府也许不会屏蔽那些真正健康的东西……请你不要说下去了，让我告诉你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最应该做的是防止政府成为监视我们的老大哥，阻止政府成为控制人民思想的“大家长”！这是常识，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显示：色情从来没有折腾我们的人民，但政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老百姓！色情更没有摧毁过我们的孩子，可是独断专横却又不让人民批评的政府却一直在……（此处，老杨同志自动过滤掉一行“不健康的内容”）

 如果你认为我在小题大做，如果你认为我在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是纯理论而在现实中不适用，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一句“你有没有孩子”让我感触如此之深——

因为这一句问话，不但直刺我们心坎，而且他简直是在重复我们在过去几年反复呐喊过多少遍的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孩子……

还记得黑窑洞的奴隶孩子吗？当时有多少家长一边和我一起流泪，一边痛斥那些败类：你他妈的有孩子吗？

还记得珠三角的童工吗？你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问题？啊，那幸亏不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那样……

还有地震废墟下的孩子……如果看到这一句你就想删除我的文章，我倒要问你：如果废墟下是你的孩子呢？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也许你的记忆模糊了，那么，你不会忘记毒奶粉吧？你有孩子吗？他从来不喝牛奶？难道他是喝狼奶长大的？

还有，当你看到习水的人民公仆集体嫖宿幼女的时候，你难道不想质问这些很可能成为要为我们孩子过滤色情内容的官员们一声：你有孩子吗？

而就在不久前，在巴东弱女子邓玉娇被三个男人调戏的时候，我站出来为她辩护，感情冲动地宣判她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结果有人很理智地对我说，你太不理智了。这个时候，我也只是弱弱地问了他们一句：你，有孩子吗？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一句问话挑动了我多少思绪？在过去两年里，我的文章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这样的问句：你有孩子吗？而我当时的心情和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质问BBC记者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们又多少次想大声疾呼：我们都有孩子，让我们一起，用生命的代价，保护他们，好嘛？

可是，我们却恰恰发现，在上面所有原本需要我们家长保护那些孩子们的事件中，都有一种势力出现，力量远远超过了家长，每当在孩子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在过滤信息；他们，在屏蔽真相；他们，不是在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在保护一些邪恶的势力；他们，是在保护那些连孩子们都不放过的利益集团……

 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是的，作为家长，你有责任保证你的孩子不被网络上的色情毒害，但同样作为家长，我们却更要保护孩子不受到更加广和深的邪恶的侵害！

 如果一个家长不能管理好自己的电脑而无意中让色情侵染了孩子，他只是损害了自己的孩子；可如果一个大家长控制了更广泛的信息，一旦行差踏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多少时间是不行差踏错的——那么，受到伤害的不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甚至不是一群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民族！

请你记住一个常识：由于电脑没有管理好，或者某个过滤软件有了漏洞，让孩子们受到色情图片的侵蚀，那只是一件普通的违反刑法的罪责；而一旦由某个“独家公司 ”借过滤色情内容而屏蔽了对他们的“健康”不利的信息，对利益集团胡作非为不利的消息，那么，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则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谢谢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不那么外交辞令却充满感性的质问，我想现在，我们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孩子！

 所以，我们要肩负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希望政府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拿一大笔纳税人的钱，资助那些有能力开发这类软件的公司竞争开发和生产各种过滤软件，供家长们自由选择。

 而同样作为一名家长，我们不但要反对别人来充当我们孩子的“家长”，更要反对那些把中国所有的家长都当成“孩子”来管理和监控的大家长、老大哥……

 我们需要的是家长，我们绝对不需要大家长！

杨恒均 2009-6-10 广州
http://yanghengjun.com/archives/1634

梁文道：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 明报 D04 | 副刊世纪 | 世纪．64．二十年 | By 梁文道 2009-06-04 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上】 编按╱到了今天，世纪版论述过八十年代「香港爱国青年」，北京学生八九经验再现，内地网民「新革命」……如过去几天试图为此民运寻找承传忆记的再生意义，那么，梁文道在今明两天就直接提出陆肆纪念一个应当自明的题旨︰关爱是见证者无可回避的责任。大是大非之前，是夜，死生沉默相连。 文╱ 梁文道 我写陆肆，而且重复地写，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角度，也不会有出人意表的观点。这也许显得有些无趣，就像每年的陆肆烛光晚会，几乎一模一样的程序、口号与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们就像患上了偏执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烦厌；他们不只讨厌我们所说的内容，也讨厌我们说话的方式与态度。他们批评我们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场历史的谜团里头；而那个谜团实在有太多的解读可能，我们怎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难道我们毫不自觉，这种义正词严的腔调很让人厌恶吗？ 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 《圣经》里的先知其实不该被译成先知，因为先知预言未来的时候少，谈起过去的时候多，与其说是先知，倒不如说他们是守护记忆的人。总是在以色列人乐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时候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埃及的，你们也忘了上主当初和我们订下的契约。这些话老是来得不合时宜，乃至于很多人觉得先知其实是种疯子，最好把他们放逐出去，不要再让他们扰乱自己的寻常日子。更何况他们凭什么教训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他们是谁？他们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说过的： 「我把我的话放进他的口中， 他要向他们宣讲我的训令」。 我们当然不是先知。在这个时代里头有谁会想当先知呢？任何自以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耻可笑的自大狂。我们不想做先知，我们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传说中的先知形象，因为我们的确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不应该用真枪实弹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有人（而且人数愈来愈多）却认为这个道理并非自明， 甚至可能是错的。既然如此，你们就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吧。 谁掌握话语权谁拥有真相？ 2009 年5 月28 日的《信报》访问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念历史的「内地尖子」，他说： 「以个人角度看，它（陆肆）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上无足轻重，历史上太多类似事情。天天拿来说，只是发生时间比较靠近我们而已」。记者再问他陆肆到底是场屠杀，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正确行动。他的答案竟是两者皆对，他认为双方都同样有理同样正确，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罢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应防止道德绑架……老一辈或经历过事件的人或许强烈希望我们了解事件真相，但并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样的评价。年轻一辈只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 不能强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应」。 这是近年愈来愈流行的一种论调，它不否定我们相信的那条简单道理，它只是不认为那是唯一正确的道理，它认为任何立场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场相对化。我们香港人对这种说理方法绝不陌生， 因为它就是许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观」。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所以用不着取舍判断，反正那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这种港式的犬儒主义与内地流行的「唯策略论」不尽相同，但又很有亲和关系。所谓「唯策略论」，其表表者可见于毛泽东那些影响深远的文稿。我当年读「毛选」，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总在谈敌我斗争的策略，却永远说不清敌人到底是谁。「敌人」的定义不断浮动游移，因时地而变；今天是敌，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敌人。台湾评论家杨照在台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里说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于不谈对错只论胜败；胜者自然是对的，失败者则必然是错的。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能输，因为输了斗争也就得输掉是非了。 这就是「话语权」这种很西化很后现代的概念在大陆普及得异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从小相信科学史就是科学不断进步真理不停揭示的历史，你或许不容易接受当今「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说的那些学者竞争的残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斗争的结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长在一个「唯策略论」主导的环境之下，你会发现那些钩心斗角谋取胜利的「真相」完全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学术研究任何理性讨论说到底都只不过是在争夺「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道理。 故此，我们大可不必认真细究陆肆究竟是不是屠杀，因争论双方都只是在抢夺「话语权」，双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强加在我们头上。事实的调查与论证的逻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后的利益和动机。 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无可反驳；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话语权」就够了。 假如一个人信守这思维方式，他应该同时相信日军「进出中国」与「入侵中国」都是说得通的，因为它们出自两种不同的角度。所谓「达赖集团」的藏独主张也用不着紧张反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假如一个人能够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想法，既不为陆肆而动情，也不为日本部分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低估死亡人数而愤怒，觉得这两件事都还需要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这是不是港大同学陈一谔的立场？），或者觉得它们都只是观点的歧异利益的冲突，难言对错（这是那位在中大读历史的尖子的立场吗？），那么我勉强还能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驳的立场。可是你却说「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受难者才有遗忘的权利 旅美学者徐贲在他的文章《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引述伦理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 的理论，把记忆和「关爱」（caring）连起来谈： 「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由于我们关爱那年在北京受难的人， 所以我们记忆他们，并且见证他们经历的苦难与毁灭，不容他们活得沉默死得屈辱。 我们的关系就是爱。出于爱，我们见证陆肆，正如所余不多的长者见证抗战。没错，我们不一定全部去过现场，更不可能都是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过媒体旁观。 可是，记忆的责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观者的身上。因为只有受难者和遗属才有遗忘的权利；为了不带苦痛地活下去，他们可以选择遗忘。但旁观者不行， 一旦「见证」（Witness），便得永远记住。 假如你正确， 你怕什么？ 很多内地的朋友惊叹于我们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纪念陆肆。诚然，我们尽到了见证者的责任，以记忆持久不懈地关爱着我们的同胞。但不用讳言，这只是因为我们享有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自由空气。相比之下，内地近月的紧张气氛已经到达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体不能再谈五四运动，因为它会让人想起学运。一家商业机构借着汶川震灾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广告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因为上头有十张人像照片分置两侧， 六张在左边， 四张在右边。假如你真是对的，又何必忌讳？何必紧张？为什么不把当年「平暴」之后发放的宣传品再发一次？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庆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诉我们那「一小撮动乱分子」的真相？ 现在你却恨不得月历上根本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乘数表上没有6×4这一栏。所以，我很想劝劝那些总是把「客观调查」和「发掘真相」挂在嘴上当托词的人：你们说得都很对， 陆肆的确需要「客观调查」，但你们实在用不着跟我们说这番话，因为我们绝对欢迎更多的事实更客观的真相。你们应该去找当权者和他们的盟友，叫他们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来「大家好好研究吓，各自表达不同的观点」。 除了陆肆， 中国还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门母亲」，还有四川震灾受难学童的母亲， 「毒奶粉」案的母亲， 甚至邓玉娇的母亲；她们的声音只能在香港公开而不受阻碍无有顾忌。莫非香港已经成了中国母亲的抉择？大家是否清楚我们香港人在当代中国史上的责任呢？当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动忘却，我们无可奈何但又势所必至地承担起了记忆守护者的角色。 因为我们有相对优裕的空间，而且我们关爱。 （二之一．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