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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31 纪念的权利晚上接报料：东莞桑园工业区亨利美尔敦玩具厂外来工抗议资方超时工作非人待遇发生冲突，多名外来工死亡，几十人被捕和失踪。 我还不知道这位报料者身份，但似乎他已经给我手机打过几次报料电话了，前两次都是深圳外来工遭遇暴力事件。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新闻线索提交给珠三角新闻编辑部，只是面对这样血腥的“群体性事件”，记者是否会去现场采访？如今形势之下，报道一般是无法见报的，更糟糕的是，记者在场也会被当作新闻单位违规的例证。
又是东莞，又是血案。东莞似乎是一个火山口，外来工权益遭侵犯的现象严重，这种情况是否还会继续被漠视？
顺便说说，刚好看到本报后天上市的特刊《东莞外来工报告:“丰碑”》。说实在，“丰碑”这两个汉字看起来有些刺眼。这个词汇通常被用来形容革命烈士，外来工已经成了“烈士”，但是革命？这是他们奢望却难于被承认的权利。
附录梁文道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未删节版。
媒体思想之梁文道专栏
三十年后，人才死了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几百人出席了官方纪念仪式，他们在碑“唐山市抗震纪念碑”广场默哀了三十秒，相当肃穆也相当隆重。可是他们并不全是当年死难者的遗属，也不是震灾的幸存者。本该是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这时候都在广场之外。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赶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曾翻遍当年留下的照片，但无论怎么找都很难找到死尸的相片。的确，今天查书上网，你会发现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片颓垣败瓦，倒塌的房屋，断裂的墙璧地，可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有的，我们可以看到急忙奔走的志愿人士，斗志昂扬不畏艰苦的解放军，还有一些正在拯救伤患的医护。至于那些未获救治的伤者，甚至倒卧在瓦砾中的死者，却几乎全部失踪。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山大地震或许是现代灾难史上最干净的一场祸事，没有鲜血，没有残肢，只有空洞的街道和极度萧条的市区鸟瞰图。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场巨灾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年。 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当流行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忌讳死亡，乃至于要出动到为相片消毒净化这一招。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异常事例都推到官方头上。且看当年曾经参与救灾的龚铁鹰在博客里发布的一篇老日记：“……当我投入抗震救灾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冲天干劲，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灾害是暂时的，而人们的斗争精神则是永存的！只要还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园。而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仍会掌握群众，仍能指引群众克服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这一革命理论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伟大的党，动员起千百万群众来，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什么交心报告，而是一个曾在现场见过灾难，救过伤员的青年日记。在这篇日记里面，龚铁鹰也记录了放在自行车架上的死尸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以其时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总结了一切经验。这样的总结，这样激情勃发的文字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样式，不只见诸报端，甚至还渗入到每一个人最贴已的日记之中。即使是灾难的第一手见证，亦不例外。 身为人类，有着最普通的感情，有伤会痛，受苦会哭，是什么使得当年拿相机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么使得见过死亡的人依然乐观，意志饱满？曾有许多文献指出当年唐山震后的幸存者表现得有点“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简单地问一句“你那里走了几个？”不见悲恸，也无有恐惧。许多人还说唐山人给“震傻了”。可是隔了没多久，毛泽东逝世，唐山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极度的伤感，哭成一片泪海。为此有人甚至撰文发挥，证明爹亲娘亲果然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这棵精神之树一倒，唐山人心理上那最后一根稻杆才压了下来，彻底崩塌。 对此，我宁愿相信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r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胜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反而毛泽东之死，倒是界限以内可以理解能够感受的。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马列主义与党的领导的背景。这不只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籍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杂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说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死亡，方有解脱。（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July 30 推荐:请问哪里的“人心”大快抱歉我又要引用长平老师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新快报直接炮轰信息时报。
前者珍惜一点点批评的自由，勇敢发声，有担当；
后者不惜对官人排泄气体唱起了赞美诗，谄媚作态，真恶心。 请问哪里的“人心”大快
金羊网-新快报 2006-07-27 09:00:17 ■东山
一持刀歹徒在广州某信用社抢劫，未遂后夺路出逃，拒捕，袭警，警方鸣枪警告无效后将其击毙。
《信息时报》将这个新闻放在昨天头版显著位置导读，题目是“保穗平安昨响九枪警方毙匪大快人心”。
如果说，制作这个标题、批准这个标题出街的采编人士曾经亲受劫匪之害，我觉得不必指责他（们）放不下自己的仇恨，但作为一份报纸的公职行为，这个标题透出的戾气、杀气以及报复的快感则让我颇感不安。
没错，4月份曾经有过一个自由投票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人赞同“面对砍手党，（广州）警方要敢于开枪”，所以，大致可以认为，击毙这个刀匪，是“大快”了相当部分读者的“人心”。
然而，主流未必意味着正确，尤其在当前治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民众的普遍选择往往具有更强烈的功利性（何况广州人向以“现实”著称。几年前某城中村以公布嫖娼者名字来遏制嫖娼的行为即是一例），更容易盲动、被鼓动———从这个角度，我甚至反对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媒体公开表态“要敢于开枪”，内部讲讲，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小一些———当然，“震慑”的效果也可能相应小一些。
那么，两者孰轻孰重？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价值观的讨论。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讨论。
我想强调三点：
其一，我们整个国家处于思想观念激荡不已的艰难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矛盾重重，大家都认识到了贫富悬殊这个大问题，但直至今天，有效缩小差距的办法还没能找到。我希望，不管是谁，在倡言“乱世用重典”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对将被施以“重典”的人是否具有足够的了解，是否抱有足够的同情。
其二，近年来，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与日俱增，教化功能式微———但这个“武功”毕竟没有完全被废掉，看上去传媒们也不会自废此功，所以，就算我们不考虑大人们的感受，也要考虑一下孩子们会怎么想吧？齐达内施展铁头功撞倒马特拉奇后并不后悔，惟一的道歉就是，“我要向所有观看了这场比赛的孩子们道歉，我的不合适举动让他们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我们想让孩子们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请问。
其三，没有生命可以重复。
不要再渲染“铁血”作风，拜托。
July 28 广深政坛双子星西进上一期《南方周末》采访了于幼军，山西煤矿大省省长，一位坐在火山口的长官。有评论说报道展现了他的为人故事，展现了“穿便装的于幼军竟是如此有血有肉”。我觉得此论过誉了。于在广州深圳从政多年，懂得现代政客包装方式，他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讲述的话语方式不那么“官腔”，也实属正常。不过，于被安排在火山口的煤矿资源大省，指望他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转机，如此重任考验，是否意味着一旦通过此关政途光明？
我倒是很期待《南方周末》接下来能采访到林树森，也算是给广、深的双子星立传了。林刚刚从广州市委书记变身贵州副省长兼代理省长，新闻来得正是时候。只不过，恐怕我的愿望只会落空，不仅仅是因为林树森强悍个性不同于与相对温和的于幼军，两人看待南方报业的态度也迥然不同。那么，林树森是否日后可能接受《广州日报》专访呢？只是，既然后者属政府喉舌，按照“人走茶凉”的官场规则，估计这个访问不太可能。
曾有同行描绘，在某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江会见广东代表团，与于幼军亲切握手，而对一旁的林树森视而不见。究其原因，于极力相应中央号召，融合深港经济发展，而广州却是憋足劲头要做珠三角的龙头老大，一个温驯听话，一个争强好胜，两人性格区别甚大。
值得观察的是，中央陆续把广深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一把手调到西部任省领导，是否可以视为一种新的干部任命思路？从于幼军自述湖南、山西任职故事来看，他很好地利用了在广东任职所积累的各方资源，把发达地区的资金和企业家引到当地，而在处理官场利益关系上，他也表现得更为洒脱——我想，只要他“政治正确”，哪怕得罪了当地官场势力，任职宣告失败而被迫打道回府，回来广东仍然可以利用当初的官场资源过好日子。 July 27 户籍制度惹的祸网易把标题改得直白，我猜想这应该归功于方老师的手笔，只是我们如今做标题都只能谨慎再谨慎。可想而知，这样一篇文章在网络上会引起多少网友的炮轰。
确实，父亲因为出生四十多天的儿子难于登记户口，而亲手摔死儿子，这个新闻事件听来太不同寻常了。不过，在讨论选题的时候，众人就对“户口夺命”的逻辑判定产生怀疑。按照我浅显的理解，为新生儿登记户口，会是如此一件很令人着急、上火的事情吗？如果小孩长到了四五岁，面临上学或就业乃至出国，是否拥有户口还可能构成实质难题，何况淡化户籍制度将会是一个时代趋势。当然，我这样说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因为我不是生活在户口被抬举到神圣位置的首都北京，因为本科学历令我摆脱了入户广州的障碍。网易上一片叫骂声，都给了刘洪波先生；不过，我作为编辑，也不能逃脱媒体同行的质疑——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性格缺失者的悲剧，但制度缺失也从此极端中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说父亲的病是孩子死的主因，没错。但说孩子在这种情形下死了跟户籍制度无关，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把这个父亲视为抗争，那当然是扯谈，但受此制度之苦之害，却是确凿的，如果报道无误的话。这跟政治正确没什么关系。
我后来针对质疑做了一个答辩： 1）户口登记是父亲偏执行为的一个很勉强的诱因。作者其实解释得很清楚，严重忧郁症的人凡事不顺都会如此。这个判断，我不觉得有太大问题。检察机关记录也许公允，但是通讯员采写的稿子，在细节展现上却未必合理，相比之下，我更相信常识推理。
2）刘指出北京上户口的一些规定，只是要提醒大家，户籍制度虽然应该挨批，但是要批评也要公允，批到点子上，而不是一概斥之“逼人上绝路”。
3）至于为“户口制度”辩护是否合适的指责，就落入“政治正确”的俗套，在厘清事件真相之前，急于站立场，也许安全，但是未必保险。刘文认为，“把一个不具备完全逻辑能力的人所做下的极端行为，视为对户籍管理制度的抗议，是荒唐的；从中解读“户籍管理杀人”的含义，是无力的。”
评论写作是否需要先厘清事实原委？这本应该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如今的评论似乎越来越抛离这个原则。理性、建设性，如今流行的是这种论证路径。偏偏如今能登上版面的新闻事件又偏于细琐兼重复，论者只好习惯性地脱靶另行命题。眼下孟母堂事件的争论，演变成私塾办学之辩，也可能是类似一例。 莫之许:记一次快乐的旅游记一次快乐的旅游 莫之许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当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字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生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想象一下身处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出发之前，我自然也难免忐忑。但是，就在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一些年轻一些的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狂躁没有理性的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行使法律本来允许的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对于这样刻意制造出来的恐吓，由于其不过是一种赝品，其实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极力惩办陈光诚的人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不得不迫于形势，而作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从而在当下，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最后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录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July 09 下一个目标:blog 不那么官方、不那么商业主流的民间论坛凯迪和天涯都给“绝扎”了。读了网友改写的“最后一课”，你能想到什么？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黑手正伸向下一个目标：blog。
中国官方：互联网新技术不能独立于社会管理之外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06日10:24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月6日电7月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负责人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互联网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不能独立于社会管理之外，对其规范管理，是其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 该负责人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博客、论坛、搜索引擎等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一方面为网民获取信息提供了极大 方便，另一方面也使网上信息源头和渠道急剧增多，有害信息借助博客、论坛、搜索引擎进行传播，污染了网络环境。这些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并不能独立于社会管理之外，对其规范管理，是其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 对博客等的监管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对此，该负责人指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博客等问题依法处理。目前较为严重的网络侵权主要是个人网站、博客等违规转载新闻的问题。这种做法破坏了传统舆论场的价值传播链，也影响了互联网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 该负责人说，对个人网站、博客等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难点，因为技术、管理等跟不上，往往出现“死灰复燃”的情况。此外，网站对博客评论的管理较为松散，主要交由博客用户管理，并允许匿名发布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护博客的难度。我们曾对10家国外主要媒体网站进行调查，发现部分网站为特约专栏作家提供了博客服务，但未有网站提供面向普通网民的博客服务，已开设博客服务的网站对发布评论者也设有要求。今后我们要加强研究，力争对此问题从制度和法律上加以规范。
作者：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最近，对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CNN、ABC、《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泰晤士报》和《国际先驱导报》等10家美国和英国主要媒体网站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部分网站为特约专栏作家提供了博客服务，但未有网站提供面向普通网民的博客服务。其中，《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卫报》、《泰晤士报》等网站开设了博客栏目，但服务对象仅限网站特约专栏作家。《洛杉矶时报》、《泰晤士报》的网站允许网民对博客内容发表匿名评论，《纽约时报》和《卫报》的网站只有注册会员才可发表评论。 July 07 疯狂的年代CCTV红人黄健翔，在世界杯疯狂了一回，为意大利人创造了伟大的表述，于是乎，灵魂附体意大利人之说风行一时。 与之相比，某同事对某些电影的热爱毫不逊色：《金刚》驾到之时，他已经玩了一把，贡献了两个版面的溢美之词，可惜，我们不是CCTV，平面媒体的传播力始终逊色电视媒体，只留下前科而没有创造经典语录；如今，所有的赞美奉献给一部不见经传的小制作电影《疯狂的石头》，“请给中国电影一次机会”，叫喊得嘶声力竭，为此还创造了名曰“疯狂新闻”的栏目——这种出格的做法能否为电影赢得应有的市场？
我都不喜欢。真的不喜欢这些疯狂的宣传，甚至，因此敌视意大利队，也不会去看什么疯狂的石头……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理解他们的疯狂。 我们经常虚伪地做人，装好人，不敢公开宣扬自己参加了赌球而敌视澳大利亚队，也不能直率地说张艺谋陈凯歌就是中国电影人的阶级敌人，所以疯狂都变得莫名其妙，像是无主之源。
相比之下，哪些街头的政治口号无论如何疯狂都显得顺理成章，因为有对立竞争有“你死我活”的敌人。
香港七一之行回来，我在办公室座位贴上一个政治宣传标语：“民主未解决 普选有压力”，提醒自己，必要时候也要疯狂起来。 July 06 林树森 南方日报讯 近日，中央批准:免去林树森同志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注: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今天，只有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刊发了这则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指令，要求南方都市报不能刊发。据说肇庆市委书记林雄（曾任温总秘书）接任的几率甚高。 July 02 Fwd: 李遠哲神話破滅Fwd: 李遠哲神話破滅
黃創夏 《新新聞》的總編輯
賀！李遠哲神話破滅
真爽，看到李遠哲終於站出來，他遮遮掩掩，不乾不脆的發表了所謂的「四點聲明」，又看到李遠哲被媒體追問時，那種欲語還休，左支右絀的窘態，心裡真是爽到了極點。
爽！並不是因為李遠哲終於被「尋」到了。事實上，南方朔發表了「清流與濁流」的思辯之後，就已點明了，李遠哲神話註定會破滅，李遠哲也根本不可能再講出來什麼大道理了，社會也從來不需要企求，李遠哲會為他的過往，向人民清清楚楚地交待。
但是，如果各界齊心，能夠逼出李遠哲，卻是讓台灣有「向上提升」契機，所必需要的過程。因為，從李遠哲的窘困中，從各界對李遠哲的持續質問中，看到了台灣終於進入了社會學大師韋伯所說的民主深化，必需要「除魅」、「毀神」的階段，台灣的民主鞏固，終於可以擺脫「李遠哲神話」，人民終於知道「神」並不存在，終將要靠自己求真理，台灣終於真正露出了「向上提升」的曙光。
民主要成熟，最害怕一種人：就是那以種自以為是民主代表、民主先鋒、人民的「啟蒙導師」那一種人。民主真正可貴之處，在於民主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程序，任何由上而下的指導，其實都擺脫不了「家父長」的父權心態，都是一種「英明」領袖登高一呼，庶民跟進的權威型態，其實，還是一種「領袖VS.徒僕」的模式，根本上仍是在破壞著民主的真精神。
另一方面，人智有限，不論是所謂的民主導師、精神領袖，不管他曾經多有智慧，但他的視野其實都有局限性，必然限制了真正民主成熟所需要的空間。
當前台灣的困境，就在於民主還是遠遠不夠，但民主「導師」一向卻太多太多了。
李遠哲神話，就是這種「導師」現象的總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長期被這種「導師」光環所籠罩，忽略掉了這些「導師」之指引，其實是建構在極不民主、更不平等的「階級」意識之中，台灣之民主，更因這些「導師」們壟斷掉了批判的市場，真正的公民論壇一直無法建立。
從時空因素探究，「導師」神話會在台灣誕生，和過去的威權體制和經濟不自由有密切的關聯，在蔣介石那個把台灣當成殖民地，所有資源都被他挪去滿足他「反攻復國」幻夢的時代裡，台灣基本上是一個「鎖國」時代，那一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民連三餐都不可能溫飽了，更不用說讓子女受太好的教育，當然，還想要能讓子女出國深造，吸收先進思想，根本是天方夜譚了。
這種時空下，一九五○、六○年代，第一批能夠出國深造的學子，除了少數真正是資賦優異，得到高額獎學金的人之外，能夠出國的，絕大多數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的子女，或是大學教授、政府高階公務員家庭以及台灣傳統鄉紳子女。他們對台灣的認識，和對生活與生命的理解，坦白說，一出生就是得天獨厚，都不是台灣人民所能企望的；當然，這批人對台灣的理解，其實也一向和真正的庶民有天差地別的鴻溝。
這批「幸運之子」到了美國，在課堂之餘，有幸吸收了一點點民主觀念，開始對台灣的威權體制有了懷疑，有一批人，對國民黨懷疑，所以引發了一波「回歸中國」的浪潮，陳若曦就是著名的代表；另外一批，則是對中國依然疑懼，想要改變台灣的政局，例如，也是「國政顧問團」成員之一的殷琪，想法最激烈，她曾經在一次訪問中透露，蔣介石過世時，她在美國時曾經想要花錢「僱傭兵」，送回台灣發動革命，推翻國民黨。
資產階級和派閥知識分子因為家大業大，「革命」，當然祇是嘴巴說說而已，他們終究沒有行動，但歷史的機運來了，蔣經國接位後，為了保住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在台灣的繼續統治的正當性，發動了「革新保台」運動，以經濟發展為主軸，進行國民黨政權和台灣整體國運的深化結合。
要改革經濟當然需要專業人才，蔣經國因此推動了「國建會」，大量邀請這些第一批出國深造的學人建言，這一批人的視野當然比困居在島內，為生活打拼的台灣絕大多數人寬廣，往往能講出一堆大道理，不知不覺都成了言論領袖，頭頂上有進步分子的光環。
蔣經國晚年，當台灣人民經濟生活改善，對公共事務有更多參與動力下，被迫開啟了台灣民主化列車；蔣經國啟動民主化後，不旋踵就過世，李登輝在風雨中接位後，權力基礎原本就不穩固的他，為了對抗國民黨老派勢力，以「民主化」為由，拉攏新勢力是它的策略選擇，就在這種統治階層的權力矛盾之中，台灣因緣際會，大步伐邁向民主。
但是，民主是什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祇有懵懵懂懂的認知，於是，台灣第一批的出國深造分子，挾著他們在美國一知半解的體會，紛紛成了「人民的導師」，扮演起「啟蒙者」角色，也因此壟斷了公共言論的空間。
問題是，在這段歷史過程中，這批人的階級問題一直沒被國人檢驗，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經驗，更是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生活截然不同，但他們早就忘掉了這個根本性的差別，在歷史條件的寵愛中，他們以他們的體驗為真理，以指導者的姿態，指指點點起台灣的一切。
人民呢？一方面苦於生活奔波，無法多思索和研究；另一方面，既然有這麼多「人格者」、「啟蒙家」在指導，跟著他們走就對了，更何況，這些人還是「國際級」大師，見多識廣，一定不會錯，何必讓自己這麼累，何必還要想這麼多。
在這種背景下，所以，挾諾貝爾獎光環的李遠哲因此成了所有領域的指導者，當時，他說要搞教改，誰敢不聽他的；他說九二一震災應該要怎麼做，政府就得跟著做；他說，台灣的論文水準還不夠，整個國科會和大學就拼命搞論文數量……終於，他說，支持陳水扁就是「向上提升」，頓時捲起千堆雪，收割掉政黨輪替的歷史光環。
這批「指導者」沒想到的是，蔣經國雖然不太讀書，但對讀書人敬重；李登輝則基本上愛讀書，也對讀書人敬重三分。但是陳水扁，卻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權力動物，拿到大位之後，對這批讀書人根本是甩都不甩。二○○○年，李遠哲和這批「指導者」興沖沖搞的「兩岸跨黨派小組」，阿扁完完全全懶得搭理之後，這批過去根本沒和權力者真正抗爭過的「指導者」，從此陷入了窘困，也許，他們不是不想說話，而是，當權力者真正逞威時，他們，骨子裡根本沒有對抗權力的勇氣。
不過，他們壟斷言論太久了，在一般人民心中，他們依然還是「神」，大神依舊佔住神桌，三不五時，還是發表些不痛不癢之言，透過一些小祭司，假傳「神喻」蠱惑人心一下。
終於，李遠哲神話在和權力掛勾，又對權力無可奈何之下，露出了真面目，這些壟斷言論的「神」，從此跌落凡間，和庶民平等，台灣的言論空間，從此擺脫了「神旨」控制的宿命，人人平等，豈不值得浮一大白，祝賀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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